14.靈魂的翅膀
最初聽騰格爾的歌，並不是在草原上。直到讀研那年秋束在呼和浩特的一條街的一小店裏發現了它。這之前，聽的一直是由去過內蒙的一個畫家朋友那裏翻製的帶子，他曾一臉黝黑地指給我看他拍回的素材片上的湛藍的天空，那天空灑滿一茶幾，上麵落滿了陽光，現在的我已記不清那是夏天還是春天，隻記得那藍色有一種不真實的感覺，幻夢一樣，如他帶回的歌。磁帶封麵上紅色的蒙文，側麵的漢譯分明是《藍色的故鄉》，紙上的歌手質樸地笑著，蒙族人特征的臉龐上透著豪氣，背後是積雲的藍天，還記得翻過來的一麵有一行漢文小字“獻給內蒙古青年一代”，正是這行小字打動了我，心怦的一下子，我想聽聽這個大胡子借歌聲會訴說些什麼。錄了一盤，便不忍放下，又錄了一盤，為旅差路上聽。直到研一的那個秋末。回憶這場重逢隨著歲月流逝越來越具有一層不便言說的神秘，這是那種時刻常被我忽略的。從山西大同到呼和浩特，隻為喘一口氣，接下來是在公路交通圖上標出的地名需要滾過塵土，榆林、水脂、綏德、延川、壺口瀑布不計，單內蒙境內還有包頭、達拉特旗、東胖、伊金霍洛旗到陝西趙長城串起的足足三厘米的毛烏素大沙漠，我手執的這份地圖的比例尺為1：9500000，究竟還有多少路待走司機比誰都清楚，他把那輛客車停在呼和浩特市內一街道加油站附近已是黃昏，已行駛了幾千裏的我們和車一樣滿身塵土，眼裏帶著一天行車的疲憊，走進那家小店是為了消磨時間，已有人去聯係晚上的住處；一半是為好奇，這家店外放一音箱，大喇叭裏的流行音樂與它寬闊的街道、一路蒼茫的感受都太不配，已連暈三天車、在顛簸中把膽汁都吐了出來的我至少還保持著一種清醒，那就是，流行音樂聲嘶力竭或纏綿悱惻的基因之一是空間的狹窄，地域的心理的都有，而真正唱心靈的歌是絕不會流行的，它在人人傳唱過程中必定要失掉了第一個歌者唱它時的初衷，苛刻的我知道這不絕對，但不得已隨車隊放棄了東行烏珠穆沁計劃之後，這種固執折磨著我。在沒有豐腴水草連水都難以找見的毛烏素沙漠，能有什麼好聽的歌，奇跡一樣等著我呢？呼和浩特對於前路而言隻是三分之一路程的中轉站，那麼對於我呢？它空曠筆直的大街有不多的身著大衣的人滑過去，風追趕著那人的背影，天低低地罩下來快蓋著了不高的樓頂，站在這樣的街上四顧茫然仿佛異鄉，巴望著一匹漂亮英武的駿馬在那條水泥街拐角處出現，長長的鬃發在風裏跑成一陣風，這個夢，閉上眼，想一想都覺奢侈。
那大胡子歌手一臉爽朗地看著我，隻一瞥。就把他和玻璃櫃台下的其他花花綠綠區分開來，他一個人藍色的沉默抵得過太多的叫賣，包括以歌為形式以現代機器為傳媒的吆喝。他鄉遇故知的驚喜如此不可預見又無從言說。再啟程時多了兩盤盒帶，由那方民族商場購得的俄羅斯風格的印花絲巾包著。一路上我沒有聽那早已背得熟的旋律，也再沒向人說起過他，甚至未在以後的閑暇裏聽從於人去找通蒙文的人翻譯，直到今天《藍色的故鄉》裏那張歌詞表對我來說仍然是天書一樣呈上走勢的文字，有什麼重要的呢，我也曾經愚蠢地向人打聽內蒙街道門楣上懸掛的一盞兩盞紅布條藍布條圍成的燈籠的意味，我不會再犯同類的錯誤，歌聲已是現代所剩惟一不需求證的東西，在離別內蒙最後一站拜謁成吉思汗陵時我背的挎包裏有他的歌，這就夠了。給父母發的明信片投有提到這件事，呼和浩特以西、縱觀毛烏索從涸陽到榆林一條路標出的地名對於我，有一種可觸的暖意，雖然車連續兩夜都結丁冰。那一條路，是不可見的飛行。
回來後，我便將一盤磁帶送給了一位曾在甘肅山坳學校裏教過幾年書的朋友，記得他講起被蒙人拉至帳包醉酒時的陶醉，後來在他帶回的照片上還見到過那個草場，張掖附近，祁連山北麓。半年後見到朋友母親，一位雕塑家，她第一句就是，那盤蒙古歌真是太好了。她剛從新西蘭回來，是去給路易一艾黎在家鄉雕一個塑像，在那裏，所有聽過她帶去的磁帶的中國人都哭了。這些話讓我想了很長時間，以弓、馬為伴的日子已經相當遙遠，橫刀立馬彎弓射雕的驍勇事跡也已成往事，長袍被風掀起，旗幟獵獵作響，馬頭琴裂帛樣的聲音，牧者明朗稍帶傷感的遊吟卻留了下來，且攪人心扉，淚水是真實的，在人不知該到哪裏去存放自己無涯命運的時候，音樂所帶給我們的就不隻是一種安慰。還記得麵對甘得利敖包上的成陵時那一霎的感受，正是雨霽，車輪在泥濘裏打著空轉竟拔不出了，司機嘟噥著在那裏折騰，大家想出各種辦法，車輪在一塊磚頭的作用下終於駛出疏鬆的沙質坑的瞬間，身後忽有人說，這就是那個故事，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後人們護送靈柩去尋一個安息的地方，走到這裏，車輪陷進泥裏拔不出，於是眾人都跪下了，知道大王已選好了他的住址。為此我後來翻查了可以找見的內蒙風物誌和一些有關鄂爾多斯草原的資料，未找到確鑿的史誌，然而從中卻找到了這一傳說，靈車由六盤山回蒙經過伊金霍洛，車輪陷於泥濘，用了五個部落那樣多的人駕馬拉，車輪紋絲不動，人們想起他出征西夏時路過這裏，馬鞭落地，留戀不已，稱之為適居之鄉的一幕，於是有了達爾扈特人晝夜守著長明不息的酥油燈。寫下這段文字時已是心平氣和，而麵對“蘇魯錠”和與已相隔一層玻璃的馬鞍、劍與箭簇，心中仍能卷起七百年前的滾滾狼煙。當然無意瞥見我們的車輪掙出水泊在沙土地旋出的清晰的轍印那一瞬所生出的類比的驚愕與心悸，不全在於我們共同麵臨著一部族內部語言無法進人的困窘，還有深藏於心激動著我們的英雄觀念，如草原特有的“自由長凋”，蒙古歌令人動容處就在於此，無論歌者是誰，無論聽者居家還是在天涯。
對神跡的追蹤是一樁辛苦的事，在這個需要水止渴的時代，對酒的拒斥和誤讀使我們持續著對某種超驗精神的遠離，與各個時代一樣，旁視與親證的區分劃開了方陣和命運。這就是為什麼我看重那場會晤的原因。距去內蒙那個秋天的五個月之前，公主墳地鐵站東南出口左側冷飲排檔外的涼蔭裏，三瓶汽水，一疊文稿，一個以其作品介入或長成我們一部分生命的作家，陽光打在我們的手背，楊樹的暗影斑駁地落在采訪紙上。我把二十個問題縮成一個，問他關於英雄的看法，意料外的是“最老百姓的”這樣的回答，我們從我的論文說起，談到西海固，“血脖子教”——哲合忍耶，談到前定，沙溝方式，談到理想崇高的真摯純潔和堅持的不易，談到《黃土與金子》、《曆史與心史》，他說他正在寫一部書。這部書後來取名為《心靈史》。那時我並來意識到他正接通著另一條血脈，雖然有《錯開的花》預言在先。感受一個人“搭建英雄與平民之間的橋”的選擇與體會這個人為實現個人內心中實體的永恒所付出的最大限度的熱情，隻有一點稍稍不同，那就是，它是在一個崇尚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時代提出的，“讓自己寫出的中文衝出方塊字”的更深寓意恐怕就在這裏，正大端然的人道氣息使前者超越了瑣屑的技藝和情感遊戲以及個人表現的必要賣弄。這種拋棄不是犧牲，卻是犧牲的前提。“所有時刻都在前定的事情裏；所有事情都在前定的時刻裏”，這句蘇菲主義格言就這樣躺在了我那本《金牧場》的扉頁裏。
張承誌的《黑駿馬》、《黑山羊謠》、《GRAFFITI——胡塗亂抹》、《金牧場》等都寫到了草原，更早還有《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綠夜》、《晚潮》，我認為與其說他在尋找一種歌唱方式，不如說他一直在尋找著一個歌唱對象，先是額吉，後是岡林信康對位的自己，再後是哲合忍耶兄弟。這也是一個歌手，以詩的形式，以Folk、Rock的拷問與狂躁，不間斷地訴說，擁推著已為漢字不信的真理。與這樣的聲音遭遇，猶如不自覺地承遞，不死與繼承，正是那首未曾破譯的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