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百姓黃河
很奇怪，現代耳熟能詳的壺口在古詩中難覓影蹤。全唐詩中幾乎找不見關於它的一縷文辭，這在一個好山水的文化盛世顯得不可思議，向以豪放任俠稱、一生決不放過大氣象的李白寫黃河詩中，壺口已然也是一個空白，這個原因大概真要從地質學的原因上去找。與之相反，距之不遠——下遊65公裏的河津龍門在唐詩裏相當出名，但凡言及黃河而必稱，更有意思的是，與之並稱的同時還有位於更下遊——距之二百多公裏的砥柱山，砥柱之名連帶著馳名中外地理學的三門峽，此兩處，於北緯35度與東經111度搭構的“十字架”隔開著，形成北與南、西與東的相望之勢，這一形勝至今仍然保持著。如果有條線連接上這兩個遙相對應的點，如果這條想象中的線再加上黃河在這一經緯度由南向轉為東進的兩條可見的邊的話，位於這個三角的另一角則是著名的華山，“西嶽睜嶸何牡哉，黃河如絲天際來”，這是李白與好友元丹丘遊華山時在北峰即雲台蟑所見的黃河。作為河津龍門與三門砥柱的中界線式的華山，在地理位置的作用不僅於此，它在見證——更準確說是其山勢蹩得一條剛勁雄渾的大河不得不改向東流完成了它幾近90度大轉彎同時，也將山西、河南與陝西奇絕地聯係在了一起。使這一著名的秦晉通中州之地真正完成了對“河山”這兩個字的全整注釋。
“河山”這一浸潤著文化的地理概念在這裏仍然到處可見它素樸的含義。
壺口不說，孟門暫舍，將黃河從內蒙河口鎮至河南桃花峪作為中遊的話，龍門即現所稱的禹門口則又是一個中界，河水由此分為上下兩段，猶如一首詩的兩闕，上闕暫不作談，下闕即山西禹門口至河南桃花峪一段491公裏行程流過視野，龍門至潼關，黃河南下130公裏，潼關即其北岸風陵渡至桃花峪360餘公裏的東進，其中三門峽、孟津好像是誰不經意間置放於各以百公裏左右距離放在潼關至桃花峪的路程中間，如果再有一架飛機能上升到俯瞰這一段黃河高度的話，臨風可見終生難忘的肯定是幾大支流的入黃景觀，汾河於河律、渭河於潼美、伊洛河於鞏義、沁河於武涉，不知道能在多高的高處領略這樣的壯景。伊洛河入黃的景象卻是在岸上看的，在拜謁了杜甫出生的窯洞之後，下了沿河道走了相當一陣子的吉普，舉目望去，水天一色的前方兩道一纖細一寬厚的河道，傳說中的邙山近在眼前，山下接納了洛河的伊河水決絕前流、向著遠處黃河奔湧而去的背影真是讓人過目不忘，水就是在那一刻給我以有情的強烈印象，雖在此前我多處在詩文中讀到過別人如是的傾吐。然而一條水流追逐另一條大河的感動在那個岸上我方才讀懂。如果飛機飛得再高一些，可以看見龍門山、華山的對襯，當然一個是峽穀的出口，一個是另一峽穀的入口，一北一南，仿佛對偶，另一對偶則是兩脈東西向山巒，北中條，南崤山，黃河水從兩山形成的咽喉間流過。再提一下升降杆，會有一脈更蔥蘢綿長的山巒跨入眼目——秦嶺，華山、崤山都收入其內，它就是長江與黃河流域即南北中國的重要地理分界線。沒有飛機可以乘，雖然真的夢見過。手執的這一份地圖，可以俯瞰到同樣的水脈山巒，隻要心裏有。黃河中遊的下段包涵著南流折向東進的著名大轉彎，由此作為放射，北至龍門東至桃花峪這一河流帶恰正是民族文化地理之重心。
這首以河命名的詩之中段下闕決不隻僅於地理上的一致，於文化上它也為同一概念，術語為同屬一種文化類型——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帶。北緯35度——神秘的地中海文明也同一緯度——似乎總是暗藏機密的地方。隻是那機密由於過於迢遙的曆史而顯得玄機一般，不易破獲。譯它的密碼似乎因了史的無法測定的波長而遲遲不能為常人所解譯。能夠依據的大概隻有偶爾可見的不甘於深土湮沒的一些零星物證了。正如在靈寶函穀關古址，從附近土牆下撿到了一些殘瓦，同行者會提醒說是漢代的一樣，在澠池仰韶村一間正砌著展室裏沿那被保護的土牆瞻仰，無人能確定說清5千年前準人居住，那個母係部落神話一般夾在專家的發掘檔案裏，我們能看到的隻是座落在韶山腳下的一個三麵環水一麵背山的素樸村莊。
已經很難說清晉陝間黃河惟一南流一段的曆史具體地貌了，滄海桑田，幾乎是山河不變的規律，今日曆曆在目的風景不知已換了幾遍，經此作為舞台場景的大幕也開開合舍不知多少回了，“換了人間”，場次、人物、背景，將那關於地殼運動的東西斷層的猜想或測定推得遠了，近在跟前的龍門真就像書中所言，是黃河出晉陝峽穀的最後咽喉，流經龍門山與梁山相距僅100多米的左右蟹螫，在晉陝峽穀兩山夾挾間壓抑了700多公裏的大河奔騰而出，一派開朗之勢。“溯源侵蝕”現象在此不甚明顯，地圖上卻可看出突決出晉陝峽穀的一線黃河（河在這裏做了晉、秦兩省的天然分界線）突地豁然平闊的河麵，加之南行不遠河津汾河入黃的進一步渲染——據說汾河入黃的具體位置曆史上亦多有改道，南北搖擺，河津至潼關的這段黃河在地圖上呈現著水闊浩蕩的蔚藍色。龍門的三疊之景被疊在了紙型裏，因了水勢的變化，如今難見，據說7月汛期，河水暴漲時還可複現那種水由北至西受西岩之阻折而向東、又遇東壁之隔而疊浪數丈如此往複的急流壯景，那時古詩裏的“龍門三激浪，平地一聲雷”的詞句真的是身臨其境的，據說汛期時乘車於數裏外的公路上，都能聽到黃河撞山斷門的隆隆巨響，而車到跨越晉陝兩省的龍門公路大橋時，會有山崩地裂的感受，“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裏觸龍門”的“觸”字在這裏形象而有聲。李白言及“公無渡河苦渡之”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這裏，然而我真是欣賞詩中不惜以身家性命去嚐試可能性的那位披發之叟的“狂癡”，在多年的印象裏，他“徑流”的姿態和以箜篌詠吟他的詩人本人是身影相疊的，所以相對於曆代的由“茫然風沙”的憂患於水害的解讀，我倒願相信它的另一層意思，在“旁人不惜妻止之”的境況與“欲奚為”的追問聲裏，那位白發老人麵對湍流與懸掛於“長鯨白齒”的命運仍然毫無懼色，仍要“苦渡之”。真的是一幅大美的圖畫。也隻有李白能描出一二，而後人竟已失掉了領略它神韻的心氣。如箭急的龍門之水確有“天上來”之感，還有它奔流到海不複還的雄心——雖然那句詩不一定是真麵對著這樣一派氣象寫下的，而枯水季或斷流的旱季是隻能撫著史書想象那水渡在三層不均高度的石上激起的巨浪了，《禹貢》、《漢書·溝洫誌》、《水經》中言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的“鑿龍門”之處、頗具氣魄的禹王廟建築群在侵華日軍的戰火下變作了廢墟，酈道元《水經注》載：“龍門為禹所鑿，廣八十步，岩際鐫跡尚存”的地方與“降龍鎖蛟”的那塊巨石一樣，難以證實和確認，傳說中的“鯉魚之躍”與“點額之筆”比照北魏人的文寧來更顯得無從考證，可見的石壩、電塔矗立著，還有《黃河梯級開發示意圖》上計劃中的水電站，單從欣賞的價值看無法與占詩中的意境相比，然而在這個傳說中大禹留下足跡的地方，建設者並未放棄掉改善自然造福於人的夢想，審美由此轉而功利，隻是這個功利並無道德的貶義，實用的觀念當然也毀掉了些詩意的東西，兩全不得情況下如何取舍，其間的得失恐怕仍要由是否真正對百姓有利而做衡器，將意念中某些文人的詩句與造福一方百姓以利生存放在一個天平的做法本身就是幾近殘忍自私的。所以我肯定那位在公無渡河呼聲中仍要一渡的老叟，那種知其不可而為的癡狂也許正是幾千年來大禹精神的化身。聽人講，鯉魚躍龍門的傳說也並非無稽，3月間，桃花汛時，真有人見過這一帶水麵上波濤翻湧間鱗光閃耀的大批不知從何集聚而來的鯉魚，專為此而來並有幸見此壯景的觀者不知在岸上做何種想，“春鱗汲浪”至今仍列龍門八景之首。
真的是很難見到史書上的一個真實的地理了。浸潤於史冊的日子久了，會有眼見的一切反而不真的感受。一切都被冠之以“曾”字，龍門峽穀的河中曾有分河水為三的兩座石島，西門、東門、中門，占稱“上三門”，與三門峽形成格式上的對偶，江山真是無獨有偶，作為主流的中門下遊，亦有一塊巨石，立於河心，稱“水麵石舟”，據說卜刻“龍門”二字，隻是河床淤積常沒入水。這塊巨石的位置也與三門峽的“中流砥柱”相仿，傳說中砥柱石上也有“照我來”的石刻。龍門、砥柱，古詩文中這兩個不同地理之勝跡常常並提，不知是因與大禹“啟龍門，鑿砥柱”的功德聯係，還是它們本身地貌的相似已極，當然，艄公在此航進，麵對著的也是與三門峽同一個問題，狹窄險陡、水急浪猛的壁崖上一定也有與三門峽下遊不遠見到的棧道，在用以固定舟船的石壁上鏤刻出的“牛鼻子”和纖繩拉出的深痕麵前，晃動著的其實是三兩個疊印了不同朝代的一群人的背脊，陽光烈烈地打在上麵，給看它的人帶來一陣暈眩。疑心那脊背是一座山的影子，疑心重疊幾世的背脊已經變作了河西不遠的呂梁山。正是那一個背負青天的姿式。呂梁山，古稱真是就叫“骨脊山”的，因其峰峰相連如脊椎，山西境內，這段北起管涔南至龍門的脊梁骨，綿延800裏長，與它左側的黃河保持著一樣的北南方向。
龍門一橋飛架，串連起的不僅是龍門山和梁山，兩端攜秦晉，河津、韓城隔河東西相望。出龍門後的河水已是一派蒼茫。東岸河津汾河人黃造就了大片的灘地，西岸韓城以出產大量的煤聞於當世，想來也是地殼運動而造成的斷層，將整個一座熱帶雨林都裹了進去，遠古的這塊地上原走著的成群的大象，一眨眼便換，角色布景，隆起的黃土高原，將成萬噸泥沙累年月似地注入河流，真正將視野染成了一片渾厚。在這樣的景致前站定，會看到心底卷起的衝天波濤。物、事滄桑，西岸的韓城一派沉靜，好像並不急於發言，乾隆《韓城縣誌》中寫與它遙遙相望的龍門，“兩岸皆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這就是司馬遷的故裏，那洋洋50餘萬言的《太史公書》最後的《自序》中言“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指的就是這裏。那時稱夏陽。韓城城南的芝川鎮仍存司馬遷祠與墓，在人們稱為司馬嶺的土山之上，輝映了“高山仰止”四個大字的，是鬆柏的蒼蔥，從嶺上可以俯瞰到出龍門後豁然開闊一派蒼茫的黃河，可以想見這樣景象對一個人幼年所產生的影響，和它作為貯存又如何在成年後發揮著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說法不可忽略，這種“養”不止於生存之維護，不止於地裏長什麼莊稼、人長什麼皮膚，大多數時候它是看不見的，是一種氣血之養，於此我是信地氣與血脈的對應的，當然人必須同時具備能感應它的性靈，或者真就具備著與靈性河山作深層對話的可能。山水與人確有著某種冥冥不可言傳的溝通，這是自己最終會感覺到的，不然無法解說自然界中的諸種現象。“遷生龍門”一句，由作者寫出，並不僅是一種自我身世的白描，其口氣問當然茵蘊著因這個認識而產生的自豪。甚至我想，司馬遷早年即20歲時那場出遊，他選擇了江南會稽山作為一站地方的動機裏，也多少含著這種來自龍門的自豪，《自序》中言及20歲的出遊他隻談到了兩個人，大禹、孔子——所謂“探禹穴”和“觀孔子之遺風”，也正是謎兩個人代表著他日後某種精神向度的生成，平民的，曆史的，為底層的，百姓的，在考慮以禹代表的“帝”和以孔子代表的“士”時，其與百姓關係這個緯度是他一直堅持的平民視角。他們還有一個共通的特征，知其不可而為的決絕，以及知其可為而必為之堅執。“上會稽，探禹穴”，也許當時隻是對故裏山河的一種單純的超地理概念的人性追溯，《括地誌》言：“禹陵在越州會稽山縣南十三裏。廟在縣東南十一裏。”傳說禹會諸侯死葬於此，對於大禹，這是一生辛苦治水蓋棺論定的功德圓滿之地，他是足可在他改觀創造了的大地上安憩的，對於司馬遷講，它還有另一層意義，“遷生龍門”的家門自報裏其實已經表述了自己所賴以生存的水土裏有英雄大禹的影子，傳說中龍門即是大禹治水時鑿開的，別名禹門口即是對他的紀念，當是時禹王廟或已建成，河岸之上的矗立不可能不在一個血熱卻弱冠的少年心底立下標尺，所以對於這個即將成年的男子，站在他的墓前恰是為自己人生選擇的一個開始。《史記》卷二《夏本紀》可為這一情結的例證。當然他果真為自己找到了類近的結局。隻是當時這緬戀藏得很深，深到大禹所代表的英雄氣質和底層意識混合長出的在他真正成人後具有了那時尚無可覺察的一種“史記”的方式。並首先，出於料想，這種方式的形成在他還是一種親曆的前提。
司馬遷的故事無須複述，煌煌史書即可代言。然而那《報任安書》寫得誠摯，其間除與《自序》及《漢書》是重複、選人課本中學時即會背誦的著名段落——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髕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如此沉痛之語當時是隻作為言誌來淒，時隔經年，那同一封信中無誰語的抑鬱卻凝成了另兩句話——“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是另一句。少時不知所謂死生，如此苦澀，於那樣的選擇後，受辱似地活著，近口耳畔總交替響著這樣兩句，知道那易接受的心誌之外還有難理解的承擔，為什麼而死而活，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價值區分，也許多數境遇其指向不是自我，而是大於自我的一個概念，猶如那本重於一己生命的史書。心誌之外，從中我讀到了苦澀，正是這個言說了選擇，不僅是生，不僅是寫作，不僅是有所不盡的私心，形式之外，內核也煉定了，因為有“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支撐，所以能“就極刑而無慍色”。“為誰做呢？又讓誰聽呢？”這句問話大約也是自省。反正在這樣思想的文字結果裏我們看到了溝壑隔膜，正史的真正意義樹了起來，民眾的聲音加強了。這真是一個大於一己生命的選擇。所以相對天道是非他會喊出“餘甚惑焉！”所以他會在以史寫帝王以求客觀更以心寫底層以求良知，《刺客列傳》、《遊俠列傳》是他最帶感情的篇章，其“立意較然”、“己諾必誠”、“不欺其誌”的內質在肯認同時也得以在史冊中形成它延續一個民族內裏精神的公正價值觀。“其義或成或不成”再不是作為評定的標準，比照於事功結局，人的位置處於中心，這個人，不僅是曆史的人，更多的也是人格之人，而標準中最基本的，則是這個人是否站在大多數民眾一邊，是否是正義的代言。而且，這是一個標準，無論誰，帝，還是士，還是民，漢代的司馬遷於身世與親證中獻出了這一個通覽不同階層而在道義意上絕對平等的心史觀念。“為誰做呢？又讓誰聽呢？”這個有關一切所為意義的追問，恰逢其時。很難說由此而生的觀念不與那在故裏河上不顧個人——其父岡治水不利見殺——命運一心隻想著疏通河道免除河患以保百姓性命的禹無關。“山河”，這是百姓的概念，較之“江山”這一帝王氣多了些的概念和“山水”這太過閑適的文人化概念言，可能正是給養了史家正氣的根本。
韓城回望，城西北蘇武墓所在的蘇山與司馬嶺給人以對襯之感。蘇武的故事大概問任一個小學生都會說得繪聲繪色，然而真未想到蘇武為什麼會選擇這個不是他家鄉（其故裏是西安）的地方作為冥界的安居，曾有陪陵的猜測，然而更附近似乎也沒有什麼皇陵。同生於西漢盛世的漢武帝時代，司馬遷發憤著書的19年，蘇武正在北海如今的貝加爾湖牧羊，齧雪吞氈，是不降的代價，落盡了節毛的使節執於手中，至到花甲之歲歸漢時仍不鬆手。這也是一個19年。仍記得《漢書》中寫他麵對衛律勸降的“不動”、“不應”。“在漢蘇武節”，南宋堪稱得上最後一位漢子的文天樣將之讚作漢代最有氣節的一個。時窮節乃現。司馬遷官做到了中書令，典屬國、關內侯是為蘇武加封的頭銜，然而生命中嚴格貫徹自己原則的那個19年才是最為看重和不朽的。在它麵前，中郎將、關內侯也好，太史公、中書令也好，隻是一個符號或身份，對於那顆苦澀而赤誠的心而言，那些符號並不值得區分。
一文一武的對應，這就是韓城。
說到此，不能不說到對這文武兩人都有著不解關係的李陵，《漢書·李廣蘇建傳》中他與蘇武同傳，並原是一對至交好友；《史記》著者司馬遷還為其祖父漢名將李廣作過《李將軍列傳》，並且，司馬遷本人即因為之辯護惹怒了漢武帝而慘遭腐刑——從給任安的信中可知這一屈辱差點要了司馬遷比性命更看重的誌向；李陵降匈奴的經過自不待言，除了漢帝即作出殺其家人之齒冷之事使其徹底心寒之外，亦真的無有可為之辯白的地方。然而《漢書》中確寫他時寄著同情，三件事讓人不能相忘，三件事均在降後，一是李陵麵對勸其歸漢的使者的“墨不應”而以吾亦胡服矣之後最終剖白“丈夫不能再辱”的對漢帝的不信任；二是李陵去北海看蘇武，兩人在帳篷裏喝酒，在勸言無效感蘇武之至誠“義士”的喟然一歎和泣下沾衿；三是送別蘇武歸漢前的起舞，“路窮絕”、“士眾滅”與“名已聵”、“將安歸”的自歎歌謠之後的“泣下數行，因與武訣”都讓人有說不出的滋味。近讀一向為學界疑為擬作的李蘇五言詩，心情也複雜得很，即使擬作，論者也承認其“有足悲”：“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衰。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蘇武的贈詩裏看不到怨恨而隻在惋惜。在未看過據說也被疑為後人托作的李陵《答蘇武書》裏，聽說有這樣橫空一句——於歸受榮，我留受辱——仍然是遺憾與決絕相摻雜的。
山河好像總有它天然的安排。韓城，這個對應著文武、生死、故裏異鄉的城市，每天由它至西安的公路上都有煤車疾馳，源源不斷地向各地供應著它礦藏的能量。生命，連同它最珍視的自尊榮譽，於此，在一麵湯湯的河水之濱，也被壓折進曆史的礦脈皺褶中，經曆著淘洗、成型和最終的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