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8節
1984年，如果對芭蕾能像對體育那樣投資，那麼我們有可能產生芭蕾界的李寧和郎平。
我在1987年寫過一篇《芭蕾和經濟》，發在《經濟日報》上。報紙找不到了，寫什麼也不記得了。記得這篇文字的，大約世界上隻有一個人：白淑湘。她在八屆五次政協會上，不止一次地和我講起那800年前的《芭蕾和經濟》。
認識白淑湘，或者說我認識她而她不認識我，是在1963年。那年我在上海戲劇學院上學。中央芭蕾舞團到上海演出《天鵝湖》，我從報上看到消息，就產生了一個最簡單最明晰的想法：這就去看！第二天同學們大驚：你怎麼會有芭蕾票？我就越發想提高他們的驚訝指數——“我認識團長”。第二天我裹挾同學們一起去排隊買票，看第二場的《天鵝湖》。關於“團長”一說，連我自己也忘了——或者說同學們其實當時就沒信。然後再買票，再看。從此在我的心目中，白天鵝就是白淑湘，白淑湘就是天鵝。本來也都姓白。
但是，後來，60年代中期，我的白天鵝白淑湘遇到了劫難，再也變不成公主了。芭蕾從來是把真善美升華在舞台上，從來不展示罪行來刺激觀眾的感官。我知道白淑湘如何被壓迫在黑暗中，但既是寫芭蕾，我還是用芭蕾手法把這一頁“大跳”過去。
我們的芭蕾舞演員，在坎坎坷坷的路上，斷斷續續地用足尖編織著中國的芭蕾史。80年代我又看到《天鵝湖》。不記得我怎麼會跑進後台的。我看到了白淑湘。她不在台上在台下了，隻能當芭蕾舞團團長了。是的，“隻能”！
在我看來，當團長的人永遠會有，演好白天鵝的人，把白天鵝黑天鵝演得驚心動魄的人，我一直記得的，是白淑湘。白天鵝從壓迫下解放了出來，但是沒有變成奧傑塔而是變成了團長。一種莫名的失落和痛苦和無可奈何地向我襲來。世上很多事情，原是無可彌補的。
1984年，唐敏獲得了大阪國際芭蕾舞比賽的第二名，如果對芭蕾能像對體育那樣投資，那麼我們更有可能產生芭蕾界的李寧和郎平。
再後來，“兩會”期間招待一場《天鵝湖》。我自然要和我的偶像坐在一起。幕間休息的時候，有教授向我身邊的白淑湘問詢《天鵝湖》的劇情。白淑湘不無困惑地看著我：教授也不知道《天鵝湖》？我相信教授在他的學科裏是出類拔萃的。不過我想《天鵝湖》這樣的經典，應該是全人類的常識，不過我對戲曲和很多學科很多領域也沒有常識。有黑暗壓迫白天大的年代，就有缺乏常識的一撥又一撥。
白淑湘說話的聲音輕輕的楚楚的。我想如果白天鵝能講話，一定就是這個聲音。
看完芭蕾上了大轎車，81歲的我國舞界鼻祖戴愛蓮對我說：“我的演出結束了。”剛才《天鵝湖》第三幕開始前，戴愛蓮情不自禁地走上台請大家不要照相不要亮閃光燈。我看到她為這次“演出”特意抹上口紅。真正的藝術家，在任何一個細節上都是一絲不苟的，每一個瞬間都是全情投入的。
我不由看看右邊那個戴愛蓮啊，左邊白淑湘（這是套用了一句我喜歡的歌詞：“東邊那個美人啊西邊黃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