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81節
家家戶戶每年深秋，用報紙、糨糊把窗縫糊死。在一個閉塞的年代，想像力全閉塞了。80年代初，金山出獄不久，我家來了第一個港客。
我手裏拿著一大塊麵包，腳上套一雙髒兮兮的雨鞋，怯生生地走進了人民大會堂。
那年，1964年10月。我剛從上海來北京，不知道怎麼就得到了一張看《東方紅》大歌舞的票。座位在2僂，怎麼上2樓呢？當然，眼前的樓梯寬寬的。可是那上麵鋪著紅地毯。地毯，我在小說裏見過，在電影裏見過。而現在，就鋪在我前邊的樓梯上。我兩隻髒鞋怎麼踩？真的就往地毯上踩？第一二天我給在上海的爸爸媽媽寫了封信，講《東方紅》，尤其講紅地毯。我寫了密密12張紙，才解心頭之激動。
後來，到1988年，我和夢溪在屋裏鋪上當時流行的大紅化纖地毯，買了四把大紅絨麵的椅子，窗戶和陽台門一律掛上紅絲絨落地窗簾，電視機蓋上紅絲絨的蓋頭，好像隻差掛上大紅燈籠了。要看電視就得“掀起你的蓋頭來”。一位美國教授走進我家，笑：我怎麼覺得好像走進了人大會堂？
或許，經過了一個沒有色彩的年代，心裏湧動著對色彩的追求。或許80年代的鮮豔是對六七十年代的暗淡的補償？六七十年代，我住在東單一個破落的大院裏。長長的咯吱作響的樓上樓下，蜂窩般地住滿人家。每家門前堆放著都一樣的蜂窩煤爐子、煙囪、白菜。幾十戶人家，隻有樓道口一隻水龍頭和兩個蹲坑，男女各一。隻能通過一個人的過道裏，成天咯吱咯吱響著，走過提一壺自來水或是端一隻尿壺的人們、我從腳步聲就能知道是誰走過，甚至從滴水聲都能知道誰家撒尿了——夜晚樓上人家往尿盆裏撒尿，是每晚我頭頂上的立體音響。還有這家那家夫妻的拌嘴、打架。那時候，鬥私批修，無私可言，沒有隱私。
在一個閉塞的年代，想像力全閉塞了。我別無他求地住在環繞立體聲的黑屋裏。隻是偶然想到：家裏牆上能突出一個水龍頭就好了。當然隻是不想而已。自己家裏怎麼可能有水龍頭呢？
其實我那大院裏，住著不少全國聞名的演員。印象很深的是，大約70年代末80年代初，金山出獄了，住進這個大院。他家阿姨是上海人，與我很好。她對我說，以前，在金山家裏，金山誇孫維世聰叫，孫維世誇金山聰明。在一個愚昧的年代，聰叫等於犯罪。我常常看見沒有了孫維世的金山，拄著棍，伶仃地獨行。我看過他主演的《夜半歌聲》，看過他演的《風暴》裏的施洋大律師，那種慷慨激昂鏗鏘雄辯，那張右手一揮正義凜然的電影海報，怎麼能與眼前這個沉默的孤苦人聯係起來？在院子裏，我隻看到他的身影，冉也沒有聽到過他的聲音。
那時，家家戶戶每年深秋，用報紙、糨糊把窗縫糊死。每年開春揭下一條條糊窗縫的報紙。糊報紙和撕報紙，好像是過冬和迎春的亙古不變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