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的全盤國粹的爸爸無可幸免地成了“美國特務”。後來，他在病床上，也一直在讀古文。後來，他不大能說話了，右手的食指，總還在空中書寫著毛筆字。
爸爸去世了，周歲59歲。
爸爸的眼睛。是我給他合上的。爸爸的嘴，張著，再合不上。這是我難過極了的。爸爸有話要說吧？爸爸最後要說的是什麼呢？他的遺言，在去世前兩周就留下了：第一，我死了以後，你們不要跟著醫院推死人的車走。人死了，什麼都完了。隨便醫院把我扔哪兒好了。火葬場，不許去。骨灰，不許要。不許為我費什麼事。我生平就喜歡兩件事：文章和下棋。下棋，祖德繼承了。文章，你們兩個（指祖言和我）繼承了。我沒什麼遺憾了。就是，如果我活著，可以幫你們做些家務事，經濟上還可以補貼些你們……
這個“你們”，恐怕首先指的是我。當時，兩個大學畢生組成的家庭，如果其中一方要月月給父母奇生活費，兩人還要撫養一個孩子，相當拮據。當然也能活——大家不都這麼活嗎？我在爸爸遭劫的時候生的孩子，媽媽賣了大衣櫃來貼補我。我還是沒有錢頓頓吃個菜。當時我在文化館上班。往往在上午的各種會議結束前，假裝上廁所，其實是溜到單位食堂買一隻貼餅子之類，啃了，然後又表情正常地坐回到會場裏。等會議結束別人都打飯回來時，說小陳你怎麼不吃飯，我說吃過了。我不願別人看我不吃菜同情我，更不願別人由此又聯想到我爸爸被關押……
爸爸的嘴終於沒能合上。我想，他是在呼叫我們。他未必再有什麼遺願，社會是不允許他這樣的人有什麼宏願的、他落拓一生，作詩填詞題對聯編謎語，有出典，有幽默，家中常有“食客”數人，才子若幹。都是同事朋友，隻從來沒有學校領導級人物。於是從一個學校又一個學校被貶，竟至到了一個縣裏的中學。一再被貶，倒也沒有聽見過他的怨言。總是常有他的同事到我家來，總是常有他的學生到我家來。明明當個大學教授綽綽有餘，爸爸教縣中學照樣津津樂道。來興致時，和同事朋友們可打上一夜乒乓球。記得爸爸有一次幹脆脫了鞋襪光著腳大打。他的直拍抽球是很具威懾力量的。有時他和兩個兒子一起到上海的乒乓房打半天，三雄鼎立，各有勝負。偶爾興來，說去襄陽公園。我們一家5人，走進公園不到20來米，爸爸隨興盡了，乘興而行，興盡而歸吧。爸爸活得灑脫、每年夏天即將來臨之際，他總是我們看到的上海大街上第一個穿短褲的人，而且總是純白的短褲，爸爸在家洗澡，從來不關衛生間的門，他說此乃開門整風。
從50年代的整風到60年代的“文革”，爸爸沒有不挨整的，一個群眾關係極好而不會和領導“理順關係”的人，隻能挨整複挨整。縱然才學過人，偏偏不事權勢。知識沒有力量，才智任人宰削。爸爸被紅衛兵關起來以後，被打，被假活埋，被逼迫通宵達旦地拉板車，被告知出校門修鞋也不能摘去身上掛的黑幫牌。
爸爸被紅衛兵押走後，有一天，我正午睡，隻聽爸爸在喊我。我不知是夢是真，跑到街前一看，是爸爸！爸爸回家了！爸爸一身襤褸，揣著一塊疊起的黑幫牌。他說，紅衛兵放他回家住一夜，叫他找一些圍棋書帶給他們。當晚我發癡似的找棋書。我正在坐月子。跑到窗口書架前亂翻。窗開著，風直衝我吹來。我知道月子裏不能這麼吹風。但我近乎半瘋。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不想關窗隻想找書，找更多的棋書，去送給迫害我爸爸的人。
爸爸還是爸爸，隻講了關押時的幾件事，不無幽默地、畫外音似的說：“爸爸排解得開！”
從爸爸上次被押走後，我一直哭。媽媽說，你就要生了，你這麼哭，對孩子不好。我顧不上，我顧不上！我心裏已全無孩子，隻有爸爸！完全不看重生孩子這件事了，所以連生孩子時的痛都感覺遲鈍了。月子裏，媽媽說我老哭眼睛要哭壞的。我還是哭：哭壞就哭壞！這次爸爸回家了，講了假活埋什麼的，我倒反而沒有眼淚。爸爸把所有的劫難都淡化了，還帶上淡淡的幽默。
這次劫難，是要橫掃幽默的。這個社會，是不讓人活得灑脫的。回想起來，爸爸的癌症，從紅衛兵半夜把他拉出去挖坑活埋的時候，就埋下了。
我沒有辦法使爸爸張著的嘴合上。護士們就開始給爸爸換上幹淨的白衣。護士都對爸爸好，因為爸爸太為別人著想了。爸爸去世前一兩個月，已經不能從病床上坐起來了，都是我們扶他起來，扳他起來的。有時我們倒班的間隙，他不巧要上廁所。護士們一再和他說過，一定要打鈴叫她們。護士也一再和我說，你叫陳老師別客氣，這是我們的工作。他要摔了可怎麼辦？有些病人大事小事都打鈴找我們，陳老師從來不打鈴，這樣的病人真沒見過！但是爸爸還是不打鈴。一個自己坐不起來的人，居然能硬撐著站起來，硬撐到廁所！極壯實的人，隻剩下一副骨頭架子和一身飄忽的病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