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長在一個靠山傍河的小村莊，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從哪裏來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師，和我媽媽一起，把我從家鄉的山河拉進了書本。後來，書本又把我推進了城市。在讀了很多很多書，經曆了很多很多災難之後，我終於驀然醒悟，發現一切文化的終極基準，人間是非的最後衡定，還是要看山河大地。說準確一點，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給予的生存許諾。
根據這個認知，我終於出逃，逃回山河大地。從此，我的腳步再也不會蹈空淩雲，我的文筆再也不會高談闊論，我的思緒再也不會離開蒼原蒼生。但是，這並不隻是“返鄉”，而是把廣袤無垠的真實空間當作了自己的家鄉。
讓我高興的是，廣大讀者接受了我。而且，順著我，從書齋文化、官場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靜而低調的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人們走了多少彎路，終於灰頭土臉、青頭紫臉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領了個頭，常被問到，何以有先見之明？也許，真與我這個“山河之子”的生命原點有關。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書中表述過一個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災難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底線。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十萬生靈的刹時殞滅，使原先陷於極左癡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麼？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隱潛在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創建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曾係統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並寫成了好幾本書，獲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很快，又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隻從文化人類學、曆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年前便辭去一切職位，孤身投入曠野。
由於辭得幹淨，我走得很遠很遠。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兩者關係如何？”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問。
我回答：“沒有兩者。路，就是書。”
從學術上說，我是從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態文化。
我的生態文化，也可算之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間找路，用短暫的生命貼一貼這顆星球的嶙峋一角。
二
那麼，就讓我們簡單掃描一下中華文化的生存狀態。
地球，這個在銀河係中幾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顆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陸地。在一塊塊陸地中，最大的一塊是歐亞陸地。在這塊陸地東邊，有一個山隔海圍的所在，那就是中國。
中國這地方，東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從西到西南，則是高原。光這麼說還顯得平常，因此，必須立即說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個，都很大，而高原則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說，這是一片被嚴嚴實實“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樣的海是無法橫渡的，那樣的山是沒人攀越的，那樣的沙漠是難於穿行的。結果，這地方就產生了一種“隔絕機製”。幸虧，它地盤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澤。人們安於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這就是多數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這種生存狀態又被說成“靠天吃飯”。一個“天”字，就包括了氣溫、氣候、降水量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自然災害。
“天”怎麼樣？從中國最近的五千年來說，開頭一直溫暖，延續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戰國回暖，秦漢也比較暖。三國漸冷，西晉、東晉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後期降溫，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兩代，都比較冷，直到民國，溫度上去一點，也不多。
氣候的溫度，或多或少也變成了曆史的溫度。我在《中國曆史地理學》（藍勇著）上找到一幅氣溫變化曲線圖，據注釋，此圖采自於《中國文化地理》（王會昌著）。這幅曲線圖把氣溫和朝代連在一起，讓人聯想起一次次無奈遷徙，一次次草衰風狂，一次次生態戰爭，一次次荒野開拓，一次次炊煙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