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不管說大說小，生態原因都是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從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戰爭的勝敗，其實都與曆史學家所強調的將士多寡、君主賢愚，帷幄謀略關係不大。根據傳說資料，黃帝能夠戰勝蚩尤，主要是氣候原因。說近一點，諸葛亮的最大亮點，便是“借東風”，由預測氣候而決定了赤壁之戰。成吉思汗縱橫天下，他的謀士耶律楚材也是憑著準確的氣候預測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後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為海上台風。
孟子英明，把成敗因素分為“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這就打破了人類封閉的自足係統，重新仰賴於天地的力量。但是，囿於視野極限，他提出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輕重模式。其實，更宏觀的結論應該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人太渺小，怎麼強得過天地？
是天地，給了我們生存基座，因此也給了我們文化基座。
三
在嚴嚴實實的封閉結構中，中華文化擁有三條最大的天地之線，那也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經緯。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條線是黃河；第二條線是長江；第三條線比較複雜，在前兩條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線，也就是區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的天地之線。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對這三條天地之線的漫長踩踏。
黃河，我幾乎從源頭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現在的入海口是山東東營，以前的入海口變化很多，本想一一尋訪故河道遺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黃河流域，我找到了黃帝軒轅氏的出生地，並應邀擔任了“黃帝國際學術論壇”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測了黃帝、炎帝、蚩尤決戰的疆場，然後又在殷墟盤桓了很長時間。當然，花時間最多的是在黃河流域尋找先秦諸子的足跡，並把他們與同齡的印度、希臘、波斯的哲人們進行對比。為了對比，我甚至曆險萬裏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們生存過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態原因。黃河使我感受到了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達到的思維高度。
由於氣候變化，從那個寒冷的西晉時期開始，中華文化隨著倉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遷移，向長江遷移。遷移是被迫的，艱難的，但這是天地的指點，不能違逆。
長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與黃河相比，它似乎對宇宙空間有更多的驚懼，更多的疑問，更多的祭拜。於是，從上遊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鑄就的青銅的詩，到下遊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鑿的白玉的詩，最後都集中到三峽險峻處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係列“天問”。屈原在問，長江在問，人類在問。大問者，便是大詩人。自宋代之後，中國的文化、經濟中心已從黃河流域轉到了長江流域。中心難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氣象漸成，一批推進曆史的人物便從珠江邊站起。
我要特別說說第三條線，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這條線，讓“天”和“地”密切呼應起來。高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種植農作物；低於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適合遊牧。
有趣的是，這條降雨量的界線，與萬裏長城多方重疊。可見，萬裏長城的功用是區分兩種文明，讓農耕文明不受遊牧文明的侵犯。因此，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畫下的一條界線。這樣一來，中華文明的三條天地之線，也就是黃河、長江、長城。
四
從長城內側的農耕文明來看，侵犯總是壞事；但是，從長城外側的遊牧文明來看，用馬蹄開拓空間，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應該受到阻攔。於是有戰爭，有長城內外一係列奇特的曆史。
幹燥和濕潤發生了摩擦，寒冷和溫暖拔出了刀戟，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場和莊稼展開了拉鋸……
衝突是另一種交融。長城內外的衝突和交融正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主題，其重要，遠遠超過看起來很重要的邦國爭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寫得最多的，也恰恰是這些地帶。
例如，我反複考察了鮮卑族入關後建立的北魏，發現它不僅保護了漢文化，而且讓漢文化具有了馬背上的雄風，與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結合，氣象大振，使中國終於走向了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