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反複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熱河行宮，發現它不僅年年讓統治集團重溫自己的起步生態，而且還讓各種生態友善組合，避免衝突；
我又考察了敢於穿越長城北漠、溝通千裏商貿的晉商故地，明白了中國本來有可能通過空間突破而獲得財富，提升生態……
我的這些考察所寫成的文章，都在海內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基於對長城內外異態文明的興趣，我漸漸對一切異態文明都產生了向往。隻要有機會就會一次次趕去，考察它們的對峙和結親，並追蹤後果。為此，我孤單的足跡，遍布了雲南、廣西、貴州、遼寧、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以及我非常喜愛的新疆。按照傳統漢族學者的說法，那是邊緣地帶、塞外地帶，甚至幹脆說是“無文地帶”。他們錯了，因為最重大的文化現象，都產生於異態對接之中。小文在他們身邊，大文在遠方曠野。
我的生命起點，出現在長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礎，倚重於黃河流域。過了很久才發現，我的遠年故鄉，應該在甘肅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線外側。這一來，這三條天地之線，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線。
恍然大悟，原來從祖輩開始，就是一隊生態流浪者。我怎麼會那麼決絕地辭職遠行到甘肅高原，以“文化苦旅”來延續千百年的生態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五
踏遍了中國文化的一條條天地之線，容易為中華文明產生一點遺憾，那就是對海洋文明的疏離。黃河、長江是農耕文明的傑出代表，長城代表著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隔牆對話”，而海洋文明，則始終未能成為主角。
這一點，一直成為某些中國評論者的批判熱點。他們讚頌古希臘、古羅馬的海上戰跡，羨慕地理大發現之後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的海洋霸權，嘲笑中國對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紀在諸多海上侵略者麵前屢屢慘敗。
這種批判忽視了一個宏觀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種“全能文化”。中國在封閉環境中埋頭耕作，自給自足，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對外遠征擄掠。但是對內，卻需要對遼闊的黃河、長江流域進行統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間在灌溉和防災上的互戕。這種農耕生態沉澱成了一種文化心理，追求穩定、統一、保守、集權，即使擁有了鄭和這樣的航海技術，也無心海洋戰略。
是的，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缺點，但是如果從遠處看地球，卻會發現蟻螻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類，是多麼無聊。相比之下，中國從來沒有跨海遠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許是歐洲人十六世紀跨海對印第安文明的毀滅，以及十九世紀跨海用毒品和炮火來侵犯安靜的中國。
我從來不相信任何霸權言論，隻願意觀察山河大地的臉色和眼神。偶然抬頭看天，猜測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記得，可不是玩的。
趁還有點時間，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尋各種曆史選擇的生態理由。探尋不到便猜測，猜測不到便想象。隻有走在路上，才能擺脫局限，擺脫執著，讓所有的選擇、探尋、猜測、想象都生氣勃勃。
我對人類前途的展望，是一種宏大而美麗的悲觀。隻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動起來，我們才會憑借著山河找到大量真實細節，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間活過一次，也許不錯。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麵而來，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權利把腳下的一切稱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體知道，生存是什麼。
再宏大的權力也留不住，隻剩下與之相關的無言山河。陸遊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是權力地圖中的千古雄關，這樣的雄關在中國成百上千。但消解它們的，隻是雨，隻是驢，隻是征塵，隻是酒痕。
英雄史詩也會變成文字存之於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評述、萬般讚美的堂堂漢代，也就這麼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
山河間的實際步履，使一切偉業變成了尋常風景，因此也使我們變得輕鬆。人類本應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間。因此我們也就找到了終點，價值的終點和生命的終點。
這終點，曾被陶淵明準確地表述過：“托體同山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