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輕詩人寫道，斯坦因看到的，是淒豔的晚霞。那裏，一個古老民族的傷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輕詩人的詩——他叫李曉樺，詩是寫給下令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勳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
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
陰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曠野
要麼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麼你接住我甩過去的劍
要麼你我各乘一匹戰馬
遠遠離開遮天的帥旗
離開如雲的戰陣
決勝負於城下
對於斯坦因這些學者，這些詩句也許太硬。但是，除了這種辦法，還有什麼方式能阻攔他們呢？
我可以不帶劍，也不騎馬，隻是伸出雙手做出阻攔的動作，站在沙漠中間，站在他們車隊的正對麵。
滿臉堆笑地走上前來的，一定是蔣孝琬。我扭頭不理他，隻是直視著斯坦因，要與他辯論。
我要告訴他，把世間文物統統拔離原生的土地，運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覽，是文物和土地的雙向失落、兩敗俱傷。我還要告訴他，借口別人管不好家產而占為己有，是一種掠奪……
我相信，也會有一種可能，盡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邏輯終於壓倒了斯坦因，於是車隊果真被我攔了下來。
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呢？當然應該送交京城。但當時，藏經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有木箱，隻用席子捆紮，沿途官員縉紳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員還把大車趕進自己的院子裏精挑細選，擇優盜取。盜取後又怕到京後點數不符，便把長卷撕成幾個短卷來湊數搪塞。
當然，更大的麻煩是，那時的中國處處軍閥混戰，北京更是亂成一團。在兵丁和難民的洪流中，誰也不知道腳下的土地明天將會插上哪家的軍旗。幾輛裝載古代經卷的車，怎麼才能通過？怎樣才能到達？
那麼，不如叫住斯坦因，還是讓他拉到倫敦的博物館裏去吧。但我當然不會這麼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難處，因為我發現，被迫留下了車隊而離去的他，正一次次回頭看我。
我假裝沒有看見，隻用眼角餘光默送他和蔣孝琬慢慢遠去，終於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後麵。然後，我再回過身來。
長長一排車隊，全都停在蒼茫夜色裏，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該去何方？這裏也難，那裏也難，我左思右想，最後隻能跪倒在沙漠裏，大哭一場。哭聲，像一匹受傷的狼在黑夜裏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歲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爾去世。
此時是中國抗日戰爭進行得最艱苦的日子。中國，又一次在生死關頭被世人認知，也被自己認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倫敦舉行“中國日”活動，博物館裏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熱烈關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國曆史學會在重慶成立。
我知道處於彌留之際的斯坦因不可能聽到這兩個消息。
有一件小事讓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銘文：
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
印度考古調查局成員
學者、探險家兼作家
通過極為困難的印度、中國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擴展了知識領域
他平生帶給西方世界最大的轟動是敦煌藏經洞，為什麼在墓碑銘文裏故意回避了，隻提“中國新疆”？敦煌並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肅。
我約略知道此間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為，已經受到文明世界越來越嚴厲的譴責。
阿富汗的喀布爾，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他一直想進去而未被允許，剛被允許進入，卻什麼也沒有看到就離開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爾郊區的一個外國基督教徒公墓裏，但他的靈魂又怎麼能安定下來？
直到今天，這裏還備受著貧困、戰亂和宗教極端主義的包圍。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極端主義，正好與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對立。小小的墓園，是那樣孤獨、荒涼和脆弱。
我想，他的靈魂最渴望的，是找一個黃昏，一個與他趕著車隊離開時一樣的黃昏，再潛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這麼一個黃昏，那麼，他見了那座道士塔，會與王圓籙說什麼呢？
我想，王圓籙不會向他抱怨什麼，卻會在他麵前稍稍顯得有點趾高氣揚。因為道士塔前，天天遊人如潮，雖然誰也沒有投來過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遠闃寂無人。
至於另一個男人，那個蔣孝琬的墳墓在哪裏，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訴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