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便是黃州赤壁，或者說是東坡赤壁。赭紅色的陡坡直逼著浩蕩大江，坡上有險道可供俯瞰，江麵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間就有了氣勢，有了偉大與渺小的比照，有了時間和空間的倒錯，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價值。
蘇東坡走過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遠比黃州美麗。但是，這個僻遠的黃州卻給了他巨大的驚喜和震動，他甚至把黃州當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驛站。這一切，決定於他來黃州的原因和心態。
他從監獄裏走來，帶著一個極小的官職，實際上以一個流放罪犯的身份走來。他帶著官場和文壇潑給他的渾身髒水走來，他滿心僥幸又滿心絕望地走來。他被人押著，遠離自己的家眷，沒有資格選擇黃州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朝著這個當時還很荒涼的小鎮走來。
他很疲倦，他很狼狽。出汴梁，過河南，渡淮河，進湖北，抵黃州。蕭條的黃州沒有給他預備任何住所，他隻得在一所寺廟中住下。他擦一把臉，喘一口氣，四周一片靜寂，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閉上眼睛搖了搖頭。
二
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願意去找他的麻煩吧？
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製非常奇特，它一方麵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麵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化為起哄式的貶損，兩種起哄都起源於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到黃州來之前正陷於一個被文學史家稱為“烏台詩案”的案件中。這個案件的具體內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國社會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說一說。
為了不使讀者把注意力耗費在案件的具體內容上，我們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來。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說蘇東坡在很多詩中流露了對政府的不滿和不敬，方法是對他詩中的詞句作上綱上線的詮釋，搞了半天連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將信將疑之間，幾乎不得已地判了蘇東坡的罪。
在中國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確實是不算壞的。在他內心並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他深知蘇東坡的才華。他的祖母光獻太皇太後甚至竭力要保護蘇東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這種情況下，蘇東坡不是非常安全嗎？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後的意誌為轉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蘇東坡還是下了大獄。這一股強大而邪惡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動搖的，是突然之間批評蘇東坡的言論幾乎不約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為了維護自己尊重輿論的形象，不能為蘇東坡說話了。
那麼，批評蘇東坡的言論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簡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蘇轍說的那句話：“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響亮，能把四周的筆墨比得十分寒磣，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點狼狽，於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後你一拳我一腳地糟踐，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可恥的圍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當了急先鋒。
例如，舒亶。
這人可稱為“檢舉揭發專業戶”，在揭發蘇東坡的同時他還揭發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薦他做官的大恩人。這位大恩人給他寫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課業請他提意見、加以輔導，這本是朋友間正常的小事往來，沒想到他竟然忘恩負義，給皇帝寫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信，說我們兩人都是官員，我又在輿論領域，他讓我輔導他女婿總不大妥當。皇帝看了他的檢舉揭發信，也就降了那個人的職。這簡直是翻版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惡心的人，與何正臣等人相呼應，寫文章告訴皇帝，蘇東坡到湖州上任後寫給皇帝的感謝信中“有譏切時事之言”。蘇東坡的這封感謝信皇帝早已看過，沒發現問題；舒亶卻“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蘇東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經反到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種數量統計完全無法驗證，卻能使注重社會名聲的神宗皇帝心頭一咯噔。
又如，李定。
這是一個曾因母喪之後不服孝而引起人們唾罵的高官，他對蘇東坡的攻擊最凶。他歸納了蘇東坡的許多罪名，但我仔細鑒別後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蘇東坡早年的貧寒出身、現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會名聲。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範疇，但他似乎壓抑不住地對這幾點表示出最大的憤慨。
他說蘇東坡“起於草野垢賤之餘”，“初無學術，濫得時名”，“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如此等等。蘇東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說它，硬說蘇東坡不學無術、文辭不好，實在使我驚訝不已。但他如果不這麼說，也就無法斷言蘇東坡的社會名聲是“濫得”。總而言之，李定的攻擊在種種表層理由裏邊顯然埋藏著一個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無論如何，詆毀蘇東坡的學問和文采畢竟是太愚蠢了，這在當時加不了蘇東坡的罪，而在以後卻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會失控，他隻會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來攻擊，已顧不得哪怕是裝裝樣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這是一個跋扈和虛偽的老人。他憑著資格和地位自認為文章天下第一，實際上他寫詩作文繞來繞去都離不開“金玉錦繡”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還自我感覺良好。現在，一個後起之秀蘇東坡名震文壇，他當然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對付。
有一次他對皇帝說：“蘇東坡對皇上確實有二心。”皇帝問：“何以見得？”他舉出蘇東坡一首寫檜樹的詩中有“蟄龍”二字為證。皇帝不解，說：“詩人寫檜樹，和我有什麼關係？”他說：“寫到了龍還不是寫皇帝嗎？”皇帝倒是頭腦清醒，反駁道：“未必，人家叫諸葛亮還叫臥龍呢！”
這個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兒去呢？更不必說與蘇東坡來較量了。幾縷白發有時能夠冒充師長、掩飾邪惡，卻欺騙不了曆史。曆史最終也沒有因為年齡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蘇東坡的前麵。
又如，李宜之。
這又是另一種特例。做著一個芝麻綠豆小官，在安徽靈璧縣聽說蘇東坡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向皇帝檢舉揭發。他在信中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借口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這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
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時代的人印寫在印刷品裏。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曆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做“砸窗子”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撿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隻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