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得到呢，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曆朝皇帝更熱愛漢族傳統文化。大凡經、史、子、集、詩、書、音律，他都下過一番工夫，其中對朱熹哲學鑽研最深。他親自批點《資治通鑒綱目大全》，還下令訪求遺散在民間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規模組織人力編輯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字典辭書，文化氣魄鋪天蓋地。直到今天，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化還離不開那些重要的工具書。在他倡導的文化氣氛下，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史專家。在這一點上，很少有哪個年代能與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講的還隻是我們所說的“國學”，可能更讓現代讀者驚異的是他的“西學”。因為即使到了現代，在我們印象中，國學和西學雖然可以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諳兩邊的畢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認真研究了歐幾裏得幾何學，經常演算習題，又學習了法國數學家巴蒂的《實用和理論幾何學》，並比較它與歐幾裏得幾何學的差別。他的老師是當時來中國的一批西方傳教士，但後來他的演算比傳教士還快。以數學為基礎，康熙又進而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曆法、物理、醫學，與中國原有的這方麵知識比較，取長補短。在自然科學問題上，中國官僚和外國傳教士經常發生矛盾，康熙從不袒護中國官僚，也不主觀臆斷，而是靠自己認真學習，幾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斷。
這一切，居然與他所醉心的“國學”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天射獵三百一十八隻野兔互不排斥，居然與他一連串重大的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經濟行為互不排斥！
我並不認為康熙給中國帶來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權也做過不少壞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獄之類。我想說的隻是，在中國曆代帝王中，這位少數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異乎尋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較健全。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曆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的確有點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曆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麵，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他聚斂的金銀如山似海，但當遼東起事、朝廷束手無策時問他要錢，他死也不肯拿出來，最後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變黑發黴、腐蝕得不能見天日的銀子！這是一個失去了人格支撐的心理變態者，但他又集權於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後還有後代繼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裏敗定了。康熙與他正相反，把生命從深宮裏釋放出來，在曠野、獵場和各個知識領域揮灑，避暑山莊就是他這種生命方式的一個重要吐納點。
三
康熙與晚明帝王的對比，避暑山莊與萬曆深宮的對比，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當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較複雜。
開始，大多數漢族知識分子都堅持抗清複明，甚至在赳赳武夫們紛紛掉頭轉向之後，一群柔弱的文人還寧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變節者，但他們往往也承受著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軍事爭逐都是浮麵的，而事情到了要搖撼某個文化生態係統的時候才會真正變得嚴重起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當時江南地區好幾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於“削發”之事，即漢人曆來束發而清人強令削發，甚至到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地步。頭發的樣式看來事小，卻關及文化生態。結果，是否“毀我衣冠”的問題成了“夷夏抗爭”的最高爆發點。
這中間，最能把事情與整個文化係統聯係起來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蠻的差別，並把“韃虜”與野蠻連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頭發終於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還在拚死堅持。著名大學者劉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進杭州後便絕食，二十天後死亡；他的門生、另一位著名大學者黃宗羲投身於武裝抗清行列，失敗後回餘姚家鄉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學者顧炎武，武裝抗清失敗後便開始流浪，誰也找不著他，最後終老陝西……這些宗師如此強硬，他們的門生和崇拜者們當然也多有追隨。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兒卻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文人們依然像朱耷筆下的禿鷹，以“天地為之一寒”的冷眼看著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討伐吳三桂的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顒等人被推薦了卻寧死不應考。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抬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他回鄉後不準別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顒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眾人隻得作罷。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五歲。沒想到二十五年後，年過半百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顒沒有應召，但心裏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並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顒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裏，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內以供自己拜讀。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與李顒一樣，自己出麵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顒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態意義上的開始認同。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著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這種研究又高於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麼，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著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麼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鍾琪是嶽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嶽飛遺誌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嶽飛抗金到那時已隔著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鍾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著讓他憑著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裏。
嶽鍾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差，可為什麼還有人要對抗清廷？於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麼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於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將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隱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隻泄私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於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隻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還是中原百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