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這番話帶著明顯的委屈情緒，而且是給父親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動人的地方。但他的整體思維顯然比不上康熙，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外國”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複雜了。他的兒子乾隆看出了這個毛病，即位後把《大義覺迷錄》全部收回，列為禁書，殺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靜等人，開始大興文字獄。
除了華、夷之分的敏感點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較寬容、有度量，聽得進忠臣賢士們的尖銳意見和建議，因此在執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國運可稱昌盛。這樣一來，即便存有異念的少數漢族知識分子也不敢有什麼想頭，到後來也真沒有什麼想頭了。其實本來這樣的人已不可多覓，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過了頭。真正第一流的大學者，在乾隆時代已經不想做反清複明的事情。
乾隆靠著人才濟濟的智力優勢，靠著康熙、雍正給他奠定的豐厚基業，也靠著他本人的韜略雄才，做起了中國曆史上福氣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莊，他來得最多，總共逗留的時間很長，因此他的蹤跡更是隨處可見。乾隆也經常參加“木蘭秋獵”，親自射獲的獵物也極為可觀，但他的主要心思卻放在邊疆征戰上，避暑山莊和周圍的外八廟內記載這種征戰成果的碑文極多。
這種征戰與漢族的利益沒有衝突，反而弘揚了中國的國威，連漢族知識界也引以為榮，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華夏聖君了。但我細看碑文之後卻產生一個強烈的感覺：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數戰爭的必要性深可懷疑——需要打得這麼大嗎？需要反複那麼多次嗎？需要殺得如此殘酷嗎？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謂“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莊裏樂滋滋地自我品嚐，這使山莊回蕩出一些燥熱而又不祥的氣氛。在滿、漢文化對峙基本上結束之後，這裏洋溢著的是中華帝國的自得情緒。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個英國使團來到避暑山莊，乾隆以盛宴歡迎，還在山莊的萬樹園內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會招待，避暑山莊一片熱鬧。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希望中國開放貿易口岸，在廣州附近撥一些地方讓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的內河流通時能獲免稅和減稅的優惠。本來，這是可以談判的事，但對於居住在避暑山莊、一生喜歡用武力炫耀華夏威儀的乾隆來說，卻不存在任何談判的可能。
他給英國國王寫了信，信的標題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信內對一切要求全部拒絕，說：“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然，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從無外人等在北京城開設貨行之事”，“此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至今有人認為這幾句話充滿了愛國主義的凜然大義，與以後清廷簽訂的賣國條約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我實在不敢苟同。
本來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開放海禁，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分設四個海關歡迎外商來貿易。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關閉其他海關隻許外商在廣州貿易。外商在廣州也有許多可笑的限製，例如，不準學說中國話、買中國書，不許坐轎，更不許把婦女帶來，等等。我們閉目就能想象清廷對外國人的這些限製是出於何種心理規定出來的。
康熙向傳教士學西方自然科學，關係不錯，而乾隆卻把天主教給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莊訓斥外國帝王的朗聲言辭，在曆史老人聽來，不太順耳了。這座園林已摻雜進某種凶兆。
四
我在山莊鬆雲峽乾隆詩碑的西側，讀到了他兒子嘉慶寫的一首詩。嘉慶即位後經過這裏，看到父親那些得意揚揚的詩作後不禁長歎一聲：父親的詩真是深奧，而我這個做兒子的卻實在覺得肩上的擔子太重了！（“瞻題蘊精奧，守位重仔肩。”）
嘉慶一生都在麵對內憂外患，最後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莊。
道光皇帝繼嘉慶之位時已近四十歲，沒有什麼才能，隻知艱苦樸素，穿的褲子還打過補丁。這對一國元首來說可不是什麼佳話。朝中大臣競相模仿，穿了破舊衣服上朝，一眼看去，這個朝廷已經沒有多少氣數了。
父親死在避暑山莊，畏怯的道光也就不願意去那裏了，讓它空關了幾十年。他有時想想也該像祖宗一樣去打一次獵，打聽能不能不經過避暑山莊就可以到“木蘭圍場”，回答說沒有別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獵了。像他這麼個可憐巴巴的皇帝，似乎本來就與山莊和打獵沒有緣分；鴉片戰爭已經爆發，他憂愁的目光隻能一直注視著南方。
避暑山莊一直關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鹹豐皇帝要來，趕快打掃。鹹豐這次來時帶的銀兩特別多，原來是來逃難的，英法聯軍正威脅著北京。鹹豐這一來就不走了，東走走西看看，慶幸祖輩留下這麼個好地方讓他躲避。他在這裏又批準了好幾份喪權辱國的條約，但簽約後還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七日死在這兒，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鹹豐一死，避暑山莊熱鬧了好些天，各種政治勢力圍著遺體進行著明明暗暗的較量。一場被曆史學家稱為“辛酉政變”的行動方案在山莊的幾間屋子裏製訂。然後，鹹豐的靈柩向北京起運了，剛繼位的小皇帝也出發了，浩浩蕩蕩。避暑山莊的大門，又一次緊緊地關住了。而在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中間，很快站出來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女子，她將統治中國數十年。
她就是慈禧，離開了山莊後再也沒有回來。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說熱河避暑山莊已經幾十年不用，殿亭各宮多已傾圮，隻是鹹豐皇帝去時稍稍修治了一下，現在鹹豐已逝，眾人已走，“所有熱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這個命令，與康熙不修長城的諭旨前後輝映。康熙的“長城”也終於傾塌了，荒草淒迷，暮鴉回翔，舊牆斑駁，黴苔處處，而大門卻緊緊地關著。
關住了那些宮殿房舍倒也罷了，還關住了那麼些蒼鬱的山、那麼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來，這兒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丟棄了。被丟棄了的它可憐，丟棄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憐，連一把羅圈椅也坐不到了，犧恓惶惶，喪魂落魄。
後來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個頤和園，與避暑山莊“對峙”。塞外朔北的園林不會再有對峙的能力和興趣，它似乎已屬於另外一個時代。熱河的雄風早已吹散，清朝從此陰氣重重、劣跡斑斑。
當新的一個世紀來到的時候，一大群漢族知識分子向這個政權發出了毀滅性聲討。避暑山莊，在這個時候是一個邪惡的象征，老老實實躲在遠處，盡量不要叫人發現。
五
清王朝滅亡後，社會震蕩，世事忙亂。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學者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才讓全國的有心人肅然沉思。
王國維先生的死因眾說紛紜，我們且不管它，隻知道這位漢族文化大師拖著清代的一條辮子，自盡在清代的皇家園林裏，遺囑為“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他不會不知道明末清初為漢族人是束發還是留辮之爭曾發生過驚人的血案，他不會不知道劉宗周、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學者的慷慨行跡，他更不會不知道按照世界曆史的進程，社會巨變乃屬必然。但是，他還是死了。
我讚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王國維先生並不是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而是死於一種文化：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
王國維先生實在無法把文化與清廷分割開來。在他的書架裏，《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紅樓夢》、《桃花扇》、《長生殿》、乾嘉學派、納蘭性德都曆曆在目，每一本、每一頁都無法分割。在他看來，在他身邊隕滅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而且更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古典時代。
他，隻想留在古典時代。
我們記得，在康熙手下，漢族高層知識分子經過劇烈的心理掙紮已開始與朝廷建立文化認同，沒有想到的是，當康熙的事業破敗之後，文化認同還未消散。為此，宏才博學的王國維先生要以生命來祭奠它。他沒有從心理掙紮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他們的生命，隻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明末以後是這樣，清末以後也是這樣。
文化的極度脆弱和極度強大，都在王國維先生縱身投水的撲通聲中呈現無遺。
王國維先生到頤和園這也還是第一次，是從一個同事處借了五元錢才去的。頤和園門票六角，死後口袋中尚餘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開山莊緊閉的大門。
今天，我麵對著避暑山莊的清澈湖水，卻不能不想起王國維先生的麵容和身影。我輕輕地歎息一聲：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
秋雨注：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後來被中國評論界看成是全部“清宮電視劇”的肇始之文。“清宮電視劇”拍得不錯，但整體曆史觀念與我有很大差別。我對清代宮廷的看法，可參見本書另一篇《寧古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