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北終究是東北，現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這裏似乎還剛剛開旺，大路邊高高低低地延綿著一堵用西瓜砌成的牆，瓜農們還在從綠油油的瓜地裏一個個捧出來往上麵堆。買了好幾個搬到車上，先切開一個在路邊啃起來。一口下去又是一驚，竟是我平生很少領略過的清爽和甘甜！
這片土地，竟然會蘊藏著這麼多的甘甜嗎？
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心頭不禁一顫，因為我正站在從牡丹江到鏡泊湖去的半道上，腳下是黑龍江省寧安市，清代稱之為“寧古塔”的所在。隻要對清史稍有涉獵的讀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長的數百年間，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決書上寫著：“流放寧古塔。”
有那麼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為句點，因此“寧古塔”這三個字成了全國官員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間與這裏產生終身性的聯結，就像墮入一個漆黑的深淵，不大可能再泅得出來。金鑾殿離這裏很遠又很近，因此這三個字常常悄悄地潛入高枕錦衾間的噩夢，把那麼多的人嚇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統治者特別喜歡流放江南人，因此這塊土地與我的出生地和謀生地也有著很深的緣分。幾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現在一定會有不少差別了吧，但是，雲還是這樣的雲，天還是這樣的天。
地可不是這樣的地。有一本叫作《研堂見聞雜錄》的書上寫道，當時的寧古塔幾乎不是人間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惡獸吃掉，甚至被餓昏了的當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來的不多。當時另有一個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陽堡，也是一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與寧古塔一比，尚陽堡還有房子可住，還能活得下來，簡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許有人會想，有塔的地方總該有點文明的遺留吧？這就搞錯了。寧古塔沒有塔，這三個字完全是滿語的音譯，意為“六個”（“寧古”為“六”，“塔”為“個”），據說很早的時候曾有兄弟六人在這裏住過，而這六個人可能還與後來的清室攀得上遠親。
由寧古塔又聯想到東北其他幾個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陽（當時稱盛京）、遼寧開原市（當時的尚陽堡）、齊齊哈爾（當時稱卜魁）等處。我，又想來觸摸中國曆史身上某些讓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國古代曆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民間罪犯姑且不論，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時時刻刻晃動著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接受“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堂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來替代一切世俗詞彙，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發，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員：你們說到底隻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以理性來麵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朝廷如何殺戮一個行刺者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於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他們的花樣，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部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隻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成為人類以來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
殘忍，對統治者來說，首先是一種恐嚇，其次是一種快感。越到後來，恐嚇的成分越來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則越來越多。這就變成了一種心理毒素，掃蕩著人類的基本尊嚴。統治者以為這樣便於統治，卻從根本上摧殘了中華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礎。這個後果非常嚴重，直到已經廢止酷刑的今天，還沒有恢複過來。
現在可以說說流放了。
與殺相比，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可怕的是人還活著，種種殘忍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繁難了。
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裏，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
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並不差，須知道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麼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連身邊的孩子也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裏。我在史料中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隻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其丈夫礙手礙腳就先把其丈夫殺了。流放人員那麼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謂“官莊”裏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閑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裏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舂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於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
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裏麵，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和林黛玉，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
這裏該包含著多少讓人不敢細想的真正大悲劇啊！詩句或許會有些誇張，但當時中原各省在東北流放地到了“無省無人”的地步是確實的。據李興盛先生統計，單單清代東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總數在一百五十萬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會被流放，因而其間“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確實不低。
如前所說，這麼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連者，這個冤屈就實在太大了。那些遠親，可能根本沒見過當事人，他們的親族關係要通過老一輩曲曲折折的比畫才能勉強理清，現在卻一股腦兒都被趕到了這兒。在統治者看來，中國人都不是個人，隻是長在家族大樹上的葉子，一片葉子看不順眼了，證明從根上就不好，於是一棵大樹連根兒拔掉。我看“株連”這兩個字的原始含義就是這樣來的。
樹上葉子那麼多，不知哪一片會出事而禍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什麼時候會危害到整棵大樹，於是隻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這般，中國怎麼還會有獨立的個體意識呢？
我們也見過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動窩囊的人物：有的事，他們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堅持一下，就堅持出人格來了；但皺眉一想妻兒老小、親戚朋友，也就立即改變了主意。既然大樹上沒有一片葉子敢於麵對風的吹拂、露的浸潤、霜的飄灑，那麼，整個樹林也便成了沒有風聲鳥聲的死林。
三
我常常設想，那些當事人在東北流放地遇見了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次卻因自己而罹難的遠房親戚，該會說什麼話？有何種表情？而那些遠房親戚又會做什麼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