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極其內疚是毫無疑問的，但光內疚夠嗎？而且內疚什麼呢？他或許會解釋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嗎？
能說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鬥士。還有一部分屬於宮廷內部鉤心鬥角的失敗者，他們大體也說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說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獄、科場案，一夜之間成了犯人，與一大群受株連者一起跌跌撞撞地發配到東北來了，他們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獄的無法說清已有很多人寫過，不想再說什麼了。科場案是針對科舉考試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牽涉麵更大。
明代以降，特別是清代，壅塞著接二連三的所謂科場案，好像魯迅的祖父後來也挨到了這類案子——幸好沒有全家流放，否則我們就沒有《阿Q正傳》好讀了。
依我看，科場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誇大甚至無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發生過兩個著名的科場案，被殺、被流放的人很多。我們不妨選其中較嚴重的一個即所謂“南闈科場案”稍稍多看幾眼。
一場考試過去，發榜了，沒考上的士子們滿腹牢騷，議論很多。被說得最多的是考上舉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鉞，可能與主考大人是遠親，即所謂“聯宗”吧，理應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這些道聽途說被一位官員聽到了，就到順治皇帝那裏奏了一本。順治皇帝聞奏後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並革職，把那位考生方章鉞捉來嚴審。
這位安徽考生的父親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著官，上奏說我們家從來沒有與主考大人聯過宗，聯宗之說是誤傳，因此用不著回避，以前幾屆也考過，朝廷可以調查。
本來這是一件很容易調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煩的是，皇帝已經表了態，而且已把兩個主考革職了，如果真的沒有聯過宗，皇帝的臉往哪兒擱？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們兩家一定聯過宗，不可能不聯宗，沒理由不聯宗，為什麼不聯宗？不聯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聯過宗，那就應該在子弟考試時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時間琢磨這個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後心一橫，擬了個處理方案上報，大致意思無非是，正副主考已經激起聖怒，被皇帝親自革了職，那就幹脆處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別人也就沒話說了；至於考生方章鉞，朝廷不承認他是舉人，作廢。
這個處理方案送到了順治皇帝那裏。大家原先以為皇帝也許會比刑部寬大一點，做點姿態，沒想到皇帝的回旨極其可怕：正副主考斬首，沒什麼客氣的；還有他們統領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裏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絞刑，家產沒收，他們的妻子兒女一概罰做奴隸。聽說已經死了一個姓盧的考官了？算他幸運，但他的家產也要沒收，他的妻子兒女也要去做奴隸。還有，就讓那個安徽考生不做舉人算啦？不行，把八個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們的家產也應全部沒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與這幾個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寧古塔！（參見《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古代判決，處罰之重，到了完全離譜的程度。不就是僅僅一位考生與主考官有點沾親帶故的嫌疑嗎？他父親出麵已經把嫌疑排除了，但結果還是如此慘烈，而且牽涉的麵又如此之大。這二十個考官應該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居然不明不白地被全部殺掉，他們的家屬隨之遭殃。這種暴行，今天想來還令人發指。
這中間，唯一能把嫌疑的來龍去脈說得稍稍清楚一點的隻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殺、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連基本緣由也一無所知。但不管，刑場上早已頭顱滾滾、血跡斑斑，去東北的路上也已經排成長隊。
這些考生的家屬在長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異處的那二十來個大學者，心也就平下來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何況人家那麼著名的人物臨死前也沒吭聲，要我冒出來喊冤幹啥？
這是中國人麵臨最大的冤屈和災難時的慣常心理邏輯。一切理由都沒什麼好問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場自然災害。
且看曆來流離失所的災民，有幾個問清過台風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發的理由？算啦，低頭幹活吧，能這樣就不錯啦。
四
災難，對於常人而言也就是災難而已，但對文人而言就不一樣了。在災難降臨之初，他們會比一般人更緊張、更痛苦，但在渡過這一關口之後，他們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識有可能覺醒，開始麵對災難尋找生命的底蘊。以前的價值係統也可能被解構，甚至解構得比較徹底。
有些文人，剛流放時還端著一副孤忠之相，等著哪一天聖主來平反昭雪。有的則希望自己死後有一位曆史學家來說兩句公道話。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們，浩浩的北國寒風嘲笑著他們。
流放者都會記得宋金戰爭期間，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張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龍江的事跡。洪皓和張邵算得上為大宋朝廷爭氣的了，在撿野菜充饑、拾馬糞取暖的情況下還凜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這兩人在東北為宋廷受苦受難十餘年，好不容易回來後卻立即遭受貶謫。倒是金人非常尊敬這兩位與他們作對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來總要打聽他們的消息，甚至對他們的子女也倍加憐惜。
這種事例，使後來的流放者們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對自己的使者都是這副模樣，那它真值得大家為它守節效忠嗎？我們過去頭腦中認為至高無上的一切，真是那樣有價值嗎？
順著這一思想脈絡，東北流放地出現了一個奇跡：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員與反清義士結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場都消解了，消解在對人生價值的重新確認裏。
當官銜、身份、家產一一被剝除時，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著名的反清義士函可，在東北流放時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開生、李呈祥、郝浴、陳掖臣等人，幾乎都是被貶的清朝官吏。但他卻以這些人為骨幹，成立了一個“冰天詩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個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獲罪是因為上諫朝廷，指陳當時的“逃人法”立法過重，株連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張一個犯人的妻子“應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開生是諫阻皇帝到民間選美女；郝浴是彈劾吳三桂驕橫不法……總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現在他們的發言權被剝奪了，但善良和正直卻剝奪不了。
函可與他們結社是在順治七年，那個時候，江南很多知識分子還在以仕清為恥，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漢族官員的。但函可卻完全不理這一套，以毫無障礙的心態發現了他們的善良與正直，把他們作為一個個有獨立人品的個人來尊重。
政敵不見了，對立鬆懈了，隻剩下一群赤誠相見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災害也會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環境也會風光頓生。
我敢斷言，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中，最珍貴、最感人的友誼必定產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產生在那些蓬頭垢麵的文士們中間。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誼佳話，外部雕飾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間的友誼外，外人與流放者的友誼也有一種特殊的重量。
在株連之風極盛的時代，與流放者保持友誼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何況地處遙遠，在當時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要維係友誼又非常艱難。因此，流放者們完全可以憑借往昔友誼的維持程度，來重新評驗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