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餘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閱一堆史料的時候大吃一驚，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專心致誌地研究起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十九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區，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裏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穀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隻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布最廣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國性募捐，捐出銀兩數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麵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們往常的觀念，富裕必然是少數人殘酷剝削多數人的結果。但事實是，山西商業的發達、豪富人家的消費，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業幅度和整體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裏萬裏間的金融流通過程中獲利的，並不構成對當地人民的剝削。因此與全國相比，當時山西城鎮民眾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八二〇年，文化思想家龔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政治建議。他認為自乾隆末年以來，民風腐敗，國運堪憂，城市中“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因此建議把這種無業人員大批西遷，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東、陝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眾大規模西遷，使之無產變為有產、無業變為有業。他覺得內地隻有兩個地方可以不考慮（“毋庸議”）西遷，一是江浙一帶，那裏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長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
（《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〇六頁）
龔自珍這裏所指的不僅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長的山西百姓。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見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信號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例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觀劇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跡。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鬆鬆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姊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藹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穀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藹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裏，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穀，所以這裏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曾經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沒有去琢磨讓宋藹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麼。
看來，山西之富在我們上一輩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識，我們的誤解完全是出於對曆史的無知。在我們這一輩，產生這種誤解的遠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著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終於來到了山西。為了平定一下慌亂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規景點看完，最後再鄭重其事地逼近我心裏埋藏的那個大問號。
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文俊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裏“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在平遙、祁縣和太穀，其中又以平遙為最。
朋友們都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向導應該是我，原因隻在於我讀過比較多的史料。
連“向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彙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外祖父”。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
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經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和潦倒。
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麵門庭的花崗岩門檻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兒是如何車水馬龍地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國境之外，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揚鞭千裏的英武氣，馱載著遠方的風土人情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占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掛著。
我站在這個院子裏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大範圍的異地貨幣彙兌機製，卸下了實銀運送重擔的商業流通，被激活了。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作著近似的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係統來配套，其中包括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約略可以想見。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複平遙西大街的原貌。
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隻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幾個世紀的自豪。
恢複西大街後，如果力量允許，應該再設法恢複整個平遙古城。平遙的城牆、街道還基本完好，如果能恢複，就可以成為中國明清時代中小型城市的一個標本。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藹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我到過全國各地的很多大宅深院，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於柔雅小氣。萬裏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簷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雲天。鍾鳴鼎食不是靠著先祖庇蔭，而是靠著不斷地創業，因此，這個宅院沒有任何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代巨商的人生風采。
為此，我在閱讀相關資料的時候經常抬起頭來想象：創建了“海內最富”奇跡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曆史又從曆史中消失的呢？
我隻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儀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三
山西平遙、祁縣、太穀一帶，自然條件並不好，沒有太多的物產。經商的洪流從這裏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於這一帶客觀環境欠佳。
萬曆《汾州府誌》卷二記載：“平遙縣地瘠薄，氣剛勁，人多耕織少。”
乾隆《太穀縣誌》卷三說，太穀縣“民多而田少，竭豐年之穀，不足供兩月。故耕種之外，鹹善謀生，跋涉數千裏，率以為常。士俗殷富，實由此焉。”
讀了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記述，我不禁對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來。
家鄉那麼貧困、那麼擁擠，怎麼辦呢？可以你爭我奪，蠅營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饑挨餓；可以埋首終身，聊以糊口；當然，也可以破門入戶，搶掠造反。按照我們所熟悉的曆史觀，過去的一切貧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稱頌的道路隻有讓所有的農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的這幾個縣，竟然有這麼多農民做出了完全不同於以上任何一條道路的選擇。
他們不甘受苦，卻又毫無政權欲望。他們感覺到了擁擠，卻又不願意傾軋鄉親同胞。他們不相信不勞而獲，卻又不願將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塊狹小的泥土上灌澆。
他們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鄉之外的遼闊天地，試圖用一個男子漢的強韌筋骨走出另外一條擺脫貧困的大道。他們多數沒有多少文化，卻向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提供了一些另類思考。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駐防軍、墾殖者和遊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吸引著內地的貴胄之家，商事往返一出現，還呼喚出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總而言之，口外確實能創造出很大的生命空間。
自明代“承包軍需”和“茶馬互市”，很多先驅者已經做出了出關遠行的榜樣。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都聽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