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人數再多，在整個中國還是一個稀罕的群落；他們敢作敢為，卻也經常遇到自信的邊界。他們奮鬥了那麼多年，卻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代表他們說話的思想家。他們的行為缺少高層理性力量的支撐，他們的成就沒有被賦予雄辯的曆史理由。幾乎所有的文化學者都一直在躲避著他們。他們已經有力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社會改革家們卻一心注目於政治，把他們冷落在一邊。
說到底，他們隻能靠錢財發言，但錢財的發言在當時又是那樣缺少道義力量，究竟能產生多少社會效果呢？沒有外在的社會效果，也就難以抵達人生的大安詳。
是時代，是曆史，是環境，使這些商業實務上的成功者沒能成為曆史意誌的覺悟者，他們隻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強人，一撥精神貧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問題上還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櫃。
他們的出發地和終結點都在農村，當他們成功發跡而執掌一大門戶時，封建家長製是他們可追慕的唯一範本。於是他們的商業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時還會做出與創業時判若兩人的作為。在我看來，這正是山西商人在風光數百年後終於困頓、迷亂、內耗、敗落的內在原因。
在這裏，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曆史上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日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副總經理毛鴻翽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翽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時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但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翽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板說：“總經理在票號裏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
過幾天財東老板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著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板，日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裏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
老板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麵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隻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沒辦法，隻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
毛鴻翽看到這個情景，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翔一敗塗地，然而這裏無所謂是非，隻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曆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曆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麵的曆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代表性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衝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麵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動作規範相去遙遙。
毛鴻翽當然也要咬著牙齒進行報複。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業務快速地推上了新台階。雷履泰氣恨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各個分號，揭露被毛鴻翽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隻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
事情做到這個份兒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隻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成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鉤心鬥角中采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汙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翽，而毛鴻翽的孫子則叫毛履泰！
這種汙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惜兒孫，也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裏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占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內部情感關係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複再現。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的內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專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
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時，當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
寫到這裏我已經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裏發出的歎息，應該屬於我們父母之邦更廣闊的天地。
六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於他們自身。一兩家鋪號的興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而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曆史原因。
首先是因為中國近代社會的極度動蕩。一次次激進的暴力衝撞，表麵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號，實際上卻嚴重地破壞了各地的商業活動，往往是“死傷遍野”、“店鋪俱歇”、“商賈流離”。山西票號不得不撤回分號，龜縮回鄉。有時也能發一點“國難財”，例如，太平天國時官方餉銀無法解送，隻能賴仗票號；八國聯軍時朝廷銀庫被占，票號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當國家正常的經濟脈絡已被破壞時，這種臨時的風光也隻能是曇花一現。
二十世紀初英、美、俄、日的銀行在中國各大城市設立分支機構，清政府也隨之創辦大清銀行，開始郵電彙兌。票號遇到了真正強大的對手，完全不知怎麼應對。辛亥革命時隨著一個個省份的獨立，各地票號的存款者紛紛排隊擠兌，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裏去了，山西票號終於走上了末路。
走投無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當政的北洋軍閥政府總不會見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貸款幫助，或由政府擔保向外商借貸。政府對請願團的回答是：山西商號信用久孚，政府從保商恤商考慮，理應幫助維持，可惜國家財政萬分困難，他日必竭力斡旋。
滿紙空話，一無所獲，唯一落實的決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請願團首席代表範元澍，發給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號中物色能幹的夥計到政府銀行任職。這一決定如果不是有意諷刺，那也足以說明這次請願活動是真正地慘敗了。國家財政萬分困難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後一線希望徹底破滅。“走西口”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終點。
於是，人們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報》上讀到了一篇發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這樣描寫那些一一倒閉的商號：
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鳴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傳倒閉之日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尚懸日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這便是一代財雄們的下場。
七
有人覺得山西票號乃至整個晉商的敗落是理所當然，沒有什麼可惋惜的。但是，問題在於，在它們敗落之後，中國在很長時間之內並沒有找到新的經濟活力，並沒有創建新的富裕和繁華。
社會改革家們總是充滿了理想和憤怒，一再宣稱要在血火之中闖出一條壯麗的道路。他們不知道，這條道路如果是正道，終究還要與民生接軌，那裏，晉商駱駝隊留下的轍印仍清晰可辨。
在沒有明白這個道理之前，他們一直處於兩難的困境之中。他們立誓要帶領民眾擺脫貧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擺脫貧困，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剝奪富裕。要使剝奪富裕的行為變得合理，又必須把富裕和罪惡畫上等號。當富裕和罪惡真的畫上等號了，他們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標，因為那裏全是罪惡。這樣一來，社會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無處靠岸的孤舟，時時可能陷入沼澤，甚至沉沒。
中國的文人學士更加奇怪。他們鄙視貧窮，又鄙視富裕，更鄙視商業，尤其鄙視由農民出身的經商隊伍。他們喜歡大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來沒有把“興亡”兩字與民眾生活、社會財富連在一起，好像一直著眼於朝廷榮衰，但朝廷對他們又完全不予理會。他們在苦思冥想中聽到有駱駝隊從窗外走過，聲聲鈴鐺有點刺耳，便伸手關住了窗戶。
山西商人曾經創造過中國最龐大的財富，居然，在中國文人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記述。
一種龐大的文化如此輕慢一種與自己有關的龐大財富，以及它的龐大的創造群體，實在不可思議。
為此，就要抱著慚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會兒。
秋雨注：此文發表於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經整整二十年了。發表時被評為中國第一篇向海內外報告晉商和清代商業文明的散文。由這篇文章，我擁有了無數山西朋友。平遙民眾為了保護我在文章中記述的城內遺跡，在古城外麵興建市民新區，作為搬遷點。市民新區竟命名為“秋雨新城”，真讓我汗顏。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幾個嫉妒者對我發起了規模不小的誹謗，山西的出版物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學者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山西應該對得起餘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圍起了一道保護我的牆，讓我非常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