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經決定，明天去天一閣。
沒有想到，這天晚上，台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寧波城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來到天一閣時，隻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麵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是寧波市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看門的老人沒想到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裏借來半高筒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裏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筒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幹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蹚水進去。
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
我知道天一閣的分量，因此願意接受上蒼的這種安排，剝除斯文，剝除悠閑，脫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今天這裏沒有其他參觀者，這個朝拜儀式顯得既安靜，又純粹。
二
作為一個藏書樓，天一閣的分量已經遠遠超過它的實際功能。它是一個象征，象征意義之大，不是幾句話所能說得清楚的。
人類成熟文明的傳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選擇和彙集，就成了書籍。如果沒有書籍，那麼，我們祖先再傑出的智慧、再動聽的聲音，也早已隨風飄散，杳無蹤影。大而言之，沒有書籍，曆史就失去了前後貫通的纜索，人群就失去了遠近會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沒有書籍，任何個體都很難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軀，成為有視野、有見識、有智慧的人。
中國最早發明了紙和印刷術。書，已經具備了一切製作條件的書，照理應該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傳播。但是，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書。這是一些統治者為了實行思想專製而采取的野蠻手段。可歎的是，早在紙質書籍出現之前，焚書的傳統已經形成，那時焚的是竹簡、木牘、帛書。自秦始皇、李斯開頭，隋煬帝、蔡京、秦檜、明成祖都有焚書之舉，更不必說清代文字獄的毀書慘劇了。
又如，戰亂毀書。中國曆史上戰火頻頻，逃難的人要燒書，占領的人也要燒書。史籍上出現過這樣的記載：董卓之亂，毀書六千餘車；西魏軍攻破江陵時，一日之間焚書十四萬卷；隋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三十七萬卷；唐朝末年農民起義，焚書八萬卷……
再如，水火吞書。古代運書多用船隻，漢末和唐初都發生過大批書籍傾覆在黃河中的事件。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沒過很多藏書樓。比水災更嚴重的是火災，宋代崇文院的火災，明代文淵閣的火災，把皇家藏書燒成灰燼。至於私家藏書毀於火災的，更是數不勝數。除水火之外，蟲蛀、黴爛也是難於抵抗的自然因素，成為書的克星。
凡此種種，說明一本書要留存下來，非常不易。它是那樣柔弱脆薄，而撲向它的災難，一個個都是那麼強大、那麼凶猛、那麼無可抵擋。
二百年的積存，可散之於一朝；三千裏的搜聚，可焚之於一夕。這種情景，實在是文明命運的縮影。在血火刀兵的曆史主題麵前，文明幾乎沒有地位。在大批難民和兵丁之間，書籍的功用常常被這樣描寫：“藉裂以為枕，爇火以為炊。”也就是說，書隻是露宿時的墊枕、做飯時的柴火。要讓它們保存於馬蹄烽煙之間，幾乎沒有可能，除非，有幾個堅毅文人的人格支撐。
說起來，皇家藏書比較容易，規模也大，但是，這種藏書除了明清時期編輯辭書時有用外，平日無法惠澤文人學士，幾乎沒有實際功能，又容易毀於改朝換代之際。因此，民間藏書就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化傳承方式。民間藏書，搜集十分艱難，又沒有足夠力量來抵擋多種災禍，因此注定是一種悲劇行為。明知悲劇還勇往直前，這便是民間藏書家的人格力量。這種人格力量又不僅僅是他們的，而是一種希冀中華文明長久延續的偉大意願，通過他們表現出來了。
天一閣，就是這種意願的物態造型。在現存的古代藏書樓中，論時間之長，它是中國第一，也是亞洲第一。由於意大利有兩座文藝複興時代的藏書樓也保存下來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於世界第三。
三
天一閣的創始人範欽，誕生於十六世紀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標中作比較，那麼，我們不妨知道：範欽出生的前兩年，米開朗琪羅剛剛完成了雕塑《大衛》；範欽出生的同一年，達·芬奇完成了油畫《蒙娜麗莎》。
範欽的一生，當然不可能像米開朗琪羅和達·芬奇那樣踏出新時代的步伐，而隻是展現了中國明代優秀文人的典型曆程。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通過一係列科舉考試而做官，很快嚐到了明代朝廷的詭譎風波。他是一個正直、負責、能幹的官員，到任何一個地方做官都能打開一個局麵，卻又總是被牽涉到高層的人事爭鬥。我曾試圖用最簡明的語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後卻隻能放棄，因為那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旋渦太奇怪，又太沒有意義了。我感興趣的隻有這樣幾件事——
他曾經被誣告而“廷杖”入獄。廷杖是一種極度羞辱性的刑罰。在堂堂宮廷的午門之外，在眾多官員的參觀之下，他被麻布縛曳，脫去褲子，按在地上，滿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過這種刑罰，再加上幾度受誣、幾度昭雪，一個人的“心理筋骨”就會出現另一種模樣。後來，他作為一個成功藏書家所表現出來的驚人意誌和毅力，都與此有關。
他的仕途，由於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頻繁而遠距離地滑動。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廣西、福建、雲南、陝西等地，當然還要到北京任職，還要到寧波養老。大半個中國，被他摸了個遍。
在風塵仆仆的奔波中，他已開始搜集書籍，尤其是以地方誌、政書、實錄、曆科試士錄為主。當時的中國，經曆過了文化上登峰造極的宋代，刻書、印書、藏書，在各地已經形成風氣，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書，書院、寺院的藏書，還是私人藏書，都相當豐富。這種整體氣氛，使範欽有可能成為一個成熟的藏書家，而他的眼光和見識，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別人藏書那樣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著眼當代，著眼社會資料，著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會遺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這種選擇，使他成了中國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書家。
一個傑出的藏書家不能隻是收藏古代，後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時代和腳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態環境裏做出的文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