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活動的意義，早已向我們宣布過一次了：“這是一場不是‘運動’的運動，這是一場比土改還要深刻的運動！”
下麵的話同樣在電話裏給我們傳達過了：“所有的作家，寫長篇的，放下長篇；寫劇本的，放下劇本；開會的，請假。限你們三天內到公安局報到。除了老得走不動的、病得下不來床的，誰也不能例外！”
兩位領導就是專程到這兒接我們來了。
真難為這兩位。看得出，他們也想不通，可還得苦口婆心地來勸我們。
那時候的我，還是個“士可殺不可辱”的我。
其實，早從蘇五一那兒，或是從新華裏老者那兒學上一招兒，我又何必口幹舌燥七竅冒煙滔滔不絕慷慨激昂了足足有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裏我說，我當然歡呼這場不是運動的運動，當然歡呼這場比土改還要深刻的運動，就像我當然歡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歡呼“清除精神汙染”，歡呼“五講四美三熱愛”，歡呼解決北京的公廁問題，歡呼“門前三包”，歡呼“禁止隨地吐痰”，“禁止亂扔廢棄物”一樣。我說我對犯罪分子的仇恨一點兒也不比別人少。我剛買的一輛嶄新的“鳳凰28”就讓他娘的這幫烏龜王八蛋給偷了；我老婆回家晚點兒，我就得為她提心吊膽；我家門口安了兩把鎖，出差三天右眼皮就開始跳……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兔崽子通通槍斃。可這事不是我能幹的呀！我不會偵破不會擒拿不會審訊不會搜查，我不明白幹嗎偏偏要讓我們去偵破去擒拿去審訊去搜查。受受教育？應該應該太應該了。可您不覺得這有點兒像以前說的，用槍杆子押著作家去深入生活的意思嗎？再說您不擔心我們都去寫派出所拘留所，寫逮捕、判刑、槍斃，可能有損社會主義的光輝，反倒造成“精神汙染”嗎？再再說我正在寫曆史小說，寫共工寫顓頊寫刑天寫蚩尤，雖說這幫東西也鬧騰得可以，可和“刑事犯罪”沾邊兒嗎？再再再說能不能容我寫完了再去“補課”？哪怕容我寫完了這一章？不然拎上個把月的手銬警棍，我的情緒怕是找不回來啦……
同樣“士可殺不可辱”，同樣口幹舌燥七竅冒煙滔滔不絕慷慨激昂的，是劉厚明和劉心武。不過，我們的結局也都是同樣的，誰也沒能在那兩位苦口婆心左右為難不動員成功無法複命的領導麵前鐵石心腸。最後，我們到底坐進了那輛“上海”，讓它拉著我們到了公安局。我們微笑著，和局長副局長分局長副分局長握手寒暄，我們說我們很高興能有這樣一次錘煉鍛煉磨煉大開眼界的機會……然後我們又分別被送到了各自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和所長副所長指導員副指導員握手寒暄，我們說我們很高興能有這樣一次錘煉鍛煉磨煉大開眼界的機會……最後，我就到了蘇五一的手下。
據說，一個多月以後，當我們圓滿結束了這次活動的時候，領導同誌根據下麵的彙報，對我們幾位寫家的表現是有個“說法兒”的。很不好意思，據說表現最好的，是我。我這消息來源，是我早年寫小說的入門恩師、《北京文學》副主編周雁茹，一個最正統的共產黨員。她是帶著和我分享喜悅的心情跑來告訴我的：“聽說隻有你一個人是真正深入了！你的表現最讓派出所的同誌滿意了！你抱著鋪蓋卷兒去和他們‘三同’——同吃同住同辦案了……”
雁茹已經去世了，現在我覺得她那喜形於色的樣子還曆曆在目。
當時我隻是一笑，我沒有跟她細說，我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現，主要是因為我有結識蘇五一的榮幸，他使我忽然活個明白，思想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