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
陳建功答《新文化報》記者問（代後記）
按：此文係《新文化報》記者王濤、趙明宇於2003年3月所作采訪稿，發表時經我修改確認。原文題目是《陳建功：反芻歲月堪尋味 檢點光陰應加鞭》。現將原文導語以及關於本人的介紹部分刪去，權做本書的“後記”，並向采訪者致以謝意。
打電話約陳建功作這個專訪並沒費太大周折，雖然他正在中央黨校學習，雖然有很多社會工作要做，但他還是在電話中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預約要求。於是心裏有了很多猜想，最基本的一點是，他並不難打交道。
采訪是在中央黨校為學員提供的宿舍裏進行的。說是宿舍，其實條件不錯，有點像招待所的單人房。一人一個單間，每間房門上都貼著學員的名字。
在兩個小時的采訪中，記者證實了自己的感覺：陳建功很豪爽，很隨意，他自己也說喜歡和他一樣說話直來直去的人。他把這種性格的形成歸結為十年的礦工生涯。從十八歲到二十八歲，他都是在京西煤礦度過的。
回望二十年的人生道路，陳建功感觸頗多，他覺得自己變得更加務實，不再把人生目標定得很高很遠，而隻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切實地做好。他尤其強調一點，就是包括他在內的八二屆畢業生需要反芻過去的歲月，更需要重新投入到新的一輪學習中去，即使不能再領社會潮頭，也至少應該做到寬容和鼓勵新人的探索，努力跟上時代前進的腳步。
問：第一個問題肯定是要請您談一談1977年上大學前的情況，您在上大學前似乎是當過十年的礦工吧？
答：對。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我是人大附中高二的學生。1968年8月，這些學生都已經成人了，又沒有大學可上，據我最近看到的有關文章，好像當時的中央領導出於疏散城市人口、減少就業壓力的考慮，同時也帶有毛澤東理想主義的特點，開始把大批青年分配到工廠。先是有一批人到了青海的軍馬場，然後就是我們到煤礦當工人了。當時我父親在人民大學教書，被打成“特務嫌疑”，我也挨了一點整，後來起來造了“反”，可“文革”越搞越迷茫，就去了京西一個叫木城澗的煤礦挖煤。在那兒幹了三個月後，毛澤東發表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如果當時我沒去煤礦的話，我也就下鄉了。我在那兒整整幹了十年，從十八歲到二十八歲。
問：當時在那裏具體幹什麼？
答：一開始是打岩石，扛個風鑽，打通通往煤層的道路。幹到第六年的時候，我在井下被礦車把腰撞折了，當時的情況很危險，我腰1、胸12這兩個脊椎骨骨折了，椎突是粉碎性骨折，左腿完全沒有知覺了。在醫院治療半年之後，因為當時的身體已經不能適應原來那種勞動強度的工作，傷愈後就被派到井口率領四個老太太篩沙子。
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得知恢複高考了一定特別高興吧？
答：到了1977年8、9月份的時候，我父母告訴我恢複高考了。當時我已經寫點東西了，我就說我不考。因為當時思想還受到所謂“工農兵作家”的影響，準備學胡萬春、費禮文當工人作家。
但我媽媽非讓我考，她說：“你不明白，是不是經過係統的讀書訓練，肯定是不一樣的。”我對我媽媽的話還是很信的。因為我開始挖煤的時候精神狀態比較頹唐，當時家裏處境不好，我在礦上又被打成“反革命嫌疑”，感覺前途特別渺茫，我媽媽就跟我說：“你不要這樣。你就好好讀書，看書總會有用，世道不會總這樣。別的書不讓看，你把《紅樓夢》、《魯迅全集》多看幾遍也有用處。”所以那時很多人都根本不讀書了，我壘兩個裝火藥的空箱子當床頭櫃，弄一個破紙盒子，牛皮紙一糊，把燈頭放進去，成了床頭燈，天天利用工餘時間在那兒看書，堅持十年。這一方麵跟我媽媽的叮囑有關，因為我當時混得很慘，而我自己也的確有這方麵的興趣。
而且我媽媽當年在北大附中圖書館工作，她把很多封存的書偷偷拿給我看。我們煤礦也有一個圖書館，當時正在清理所謂“四舊”，把很多好書拿出去化紙漿，我就穿件棉大衣，去跟老頭兒聊天，然後乘其不備，偷偷往棉大衣裏藏書。
當時我決定不考大學，除了認為作家必須從工農兵中產生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已經把數學忘記了，忘得一幹二淨。
但我媽媽堅持讓我考，我也想驗證一下她的話，當年我媽媽讓我讀書，果然現在有用了，要高考了。那麼現在我媽媽又堅持讓我參加高考，我也想再驗證一下。
考完回到礦裏遇到一個朋友，他問我考得怎麼樣，我說：“還不錯，就是題太簡單了，都是一些常識的問題，很多人用了五十分鍾就交卷了，我估計分數根本拉不開檔次。”他聽了哈哈大笑，說：“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問別人了，他們根本不會答。這十年，他們都已經不讀書了，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你還算個讀書的，所以你能答上來。”我的考試分數在我那個地區還是不錯，最後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係。
問：在井下的時候想過自己將來要幹點什麼嗎？
答：開始是很茫然，惟一支撐的就是看書。後來，從七十年代開始發現有文藝作品發表了，也有一些文藝刊物複刊了。我就想，先寫寫東西，以後能從事文字工作也比下井強。但這也很渺茫。因為一方麵你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另一方麵，當時的文化專製主義很厲害，真做文化工作，又覺得有相當的危險。不過，當時還是想，要是能有機會調我當個編輯也挺好啊。
問：您覺得十年的礦工生活和四年的大學生活，您各自收獲最大的是什麼？
答：礦工的經曆主要有這樣幾個收獲：
第一，你知道中國還有人這麼艱苦的生活，這麼辛苦的做事，你不能不對中國普通老百姓充滿了感情，不能不時時關注中國國情。
第二，能吃苦，對苦難有達觀的態度，對挫折能坦然麵對。當時在井下幹活的時候，我每天都是早上四點半起床，匆忙吃點東西就出發。到井口要穿過一個山穀，冬天寒風凜冽，前一天下班脫下的衣服，因為又是水又是汗，已經凍成鐵板了。我要把它掰開，把身上的棉襖扒光，光溜溜地穿上那件凍了一夜又潮又冰的衣服下井幹活兒，八小時後再從井下出來。每天從上班準備到從井下出來的時間得十幾個小時。那個時候還經常搞會戰、獻禮，天天頂著炮煙衝，得貓著腰，幾乎是爬著進去，才能不被嗆著。
因此我腰被撞折之後第一次醒來，一般人會想當然地認為我一定非常痛苦，其實我第一個念頭卻是感到非常慶幸——第一我沒被撞死，第二看來我是不用再幹那麼苦的活了，第三則更重要，因為我當時正倒黴，政治上挨整，受了傷，也算是可以躲過運動的風頭。能扛過這一切，還有什麼苦能嚇倒你？
有關在大學的收獲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寫我上大學的感受。
我覺得七七、七八級不僅隻意味著一群年輕人的命運轉變，而且是一個民族命運的轉變。我們是如此真切地把個人的命運和民族的國家的命運連接在了一起。1978年思想解放運動正在興起，北大是當時思想解放運動比較前沿的地方。我們當時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爭論的是“凡是派”還是“實踐派”之類。當然，對於每一個人，也都會有獨特的感受。比如我，我覺得自己似乎是真正理解了人應該怎樣堅持獨立精神的操守。北大是一個鼓勵人們獨立思考的地方，鼓勵各種不同的思考，鼓勵你對別人的思考抱以尊重和吸收的態度。1978年以後的北大是一個思想非常活躍的地方，這就使我們得到了基本的人生態度和學術態度的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