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我到北大以後，1978年上海電影製片廠把我請到上海，改我一個電影劇本，準備向建國三十周年獻禮。那個片子的調子當然還有“文化專製”時代的影子，是那種比較淺顯的，沒有什麼獨特思考和個性的電影。就在改的過程中，上海《文彙報》發了盧新華的小說《傷痕》，我看了以後，第二天就跟上海電影製片廠的領導說：“我走了，我回北京了，我不改了。”他很奇怪：“為什麼不改了，都定為獻禮片了。”我說我感到一個新的文藝時代要開始了，那樣的文章我不願意寫了，我要寫新的文學，能說出我心裏話的、表達自己獨立見解的、能夠說出真話的文學。當時很多人還覺得很可惜。我說算了，不拍了。從上海回到北京，我繼續念書，寫我的《蓋棺》、《流水彎彎》等作品。
因此我覺得1977年的這種轉折，與其說是個人命運的轉折，不如說是整個時代的轉折所帶來的一群年輕人人生方式的轉折。任何人都不要過高誇大自己在曆史中的作用和個人能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屆的這些人其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進入潮頭的一群人，他們當中的很多人現在之所以成為各個行業的骨幹力量，是因為他們經曆了那種“文革”的災難，所以他們知道保持國家穩定的重要性，知道改革開放的迫切性，知道老百姓的期望與渴求；他們受過苦，所以能夠在工作中踏實地奉獻；他們經曆了痛苦的人生跌宕和求索，所以有比較獨立的人生見解，有成熟的人生思考；而且在“文革”前受過係統教育又在“文革”中堅持學習，再加上大學時代的學習，所以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年輕的文化人，在未來的建設中他們當然能發揮突出的作用。
問：這一批人進入社會後與其他人最大的不同體現在哪裏？
答：這些人來自窮鄉僻壤工廠礦山，他們了解遭遇了十年“文革”的中國人民心底的呼聲，他們自然成為思想解放運動最由衷的擁護者。同樣，由於對中國國情的深刻了解，激越的變革願望不能不和腳踏實地的堅韌品格相結合，當他們走向社會，很快就變成變革時代具有創造性、開拓性和實幹精神的一群。是嬗變的時代、改革的現實給予了這一群人實現自我價值的機遇。也正因為這樣，這一群人自我價值的實現，又是如此緊密地和民族價值、社會價值的實現休戚相關。我不敢肯定這樣一個立論是否正確：這一群人，當然也包括了隨後的七八級、七九級以及有著類似閱曆的一代人，由於他們獨特的人生遭遇、特殊的曆史機會等等，似乎在無意地醞釀著一種既是開放的又是本土化的，既是現代的又是傳統的，既是注重創新的又是穩妥務實的，既是麵向未來的又是腳踏實地的東方現代人格模式。
問：那麼您如何評價七七級、七八級的今天？
答：我個人覺得，七七級、七八級固然可以對過去的歲月進行反芻，以煥發青春，但煥發青春最為嚴峻的問題，是再學習。有研究者指出，現在大學一年級時學到的知識，到了大學四年級時就已經過時了。雖然我對這一論斷的嚴謹性抱懷疑態度，因為提到的幾個範疇都缺乏確定性。但其主旨是對的，至少我個人認為，七七級、七八級中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知識已經老化。因此，如果我們對二十年前的回顧僅僅停留在激情澎湃的層麵甚至是自鳴得意的層麵，那肯定是不行的。閱曆固然可貴，然閱曆也可能成為落伍者的笑柄，必須跟上時代，必須不斷補充自己，這是切實的任務。
自以為“功成名就”，由此就成為一個保守的、對新知識一無所知的人。這樣的教訓不勝枚舉。畢竟很多人現在都在領導崗位上。我們當然寄希望於年輕人，但畢竟你還能幹十年。這十年中國變化將多大，將麵臨何等挑戰？你如果不更新頭腦、更新知識，怎麼能跟上形勢？至少，怎麼能寬容和鼓勵新的探索？所以目前與其討論二十年前的轉折和二十年來的貢獻，不如討論今天我們這些五十歲的人怎麼才能保持以往的銳氣和活力。即使不可能再領社會潮頭，也應盡可能使自己跟上發展形勢，不至於成為絆腳石。
問：從1982年到2002年，中國在經濟、文化、政治領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麼這二十年來您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麵？二十年來所沒有變化的、您始終堅持的又是什麼？
答：因為我上大學前曾經有過複雜的人生經曆，所以還算是比較務實的，但回想起來，大學畢業時仍帶有一些烏托邦主義的因素。經過這二十年，更加切實地感覺到變革中國的現實需要切實的工作。這是一點。第二，因為中國如此巨大的變化，感到自己知識結構的危機和再學習的必要。第三，過去總是覺得要做很多很多事，現在覺得隻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就很不容易了；第四，覺得自己變得更寬容，這些年看的東西和接觸的人多一些，對於不同的有創見的見解更願意以欣喜和欣賞的眼光對待。
一直沒有發生變化的是我的自信心。我對自己既定的生活目標和堅守的人生態度一直有信心。我可以有錯誤，可以不斷調整糾正自己，而人生目標是明確的。這個人生目標在一些人看來或許是比較陳腐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那一套——“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問：那麼這二十年來您的創作是怎樣的一個發展過程？
答：就題材而言，我的早期作品多是寫煤礦工人的作品，再往後寫青年大學生，畢業後到北京當專業作家，正是文學界思考如何讓中國文學有本土特色的時候，於是我大量搜集北京的民謠、方誌、曆史資料等，後來的小說注意向北京的地域文化發展，像《找樂》、《放生》、《前科》等。就思想和藝術風格追求來說，盡可能隨著文學界的思考而思考，力爭有所進步。這二十年文學界的思考和創新的步子也是很大的，我隻能算是一個盡量追趕文學前進腳步的人。像早期是“傷痕文學”，揭示“文革”問題；後來覺得“傷痕文學”不應停止在簡單的抗議和呐喊層麵，由此開始向寫人生過渡；後來又覺得我們的作品對中國文化的底蘊反映得不夠，因此又有了“尋根文學”。此後又有了對風格和藝術表現多樣化的重視和追求。文學的深化是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也是隨著作家對生活和人生感受的深化而深化的。當然，這一思考和創新過程難免有所失誤，誰都一樣。比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文學開始重視藝術技巧，有不少作品對海外作家作品的學習有生吞活剝的傾向。但不可否定作家們對藝術創新的追求。
問：您目前的創作狀態如何？
答：自從1995年到作家協會擔任書記處書記以後，行政事務投入得多了，我隻寫了一些散文和隨筆，受楊沫同誌的囑托，和李功達一起改編了電視劇《青春之歌》。當然行政工作也是一種經曆，藝術積累沒有停止，為了保持自己對生活的敏銳性，這期間寫了八十至九十萬字的日記。
當然也有一些構思，卻一直舍不得寫。有些作家很能幹，坐在主席台上也能寫，但我不行。我寫小說必須完全靜心，什麼人都不能見。因為寫小說時需要作家變成自己小說中不同的人物，如果寫半截被打斷，再找回來很難。我也曾經寫過五六萬字，被打斷了以後就一直放那兒了。或許我就是這麼低能。因此現在隻能寫點評論，寫點短文，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會找到時間去寫。
問：回顧二十年，您如何評價自己？
答：工作尚負責，為人尚寬厚，思想尚活躍。我的缺點是不少事情缺乏說“不”的勇氣。
問：很多人覺得目前的純文學作品越來越難以讀懂。作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答：我隻想說一點個人看法，和作為什麼什麼副主席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是一個探討中的問題，各抒己見，相互傾聽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