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文學當然是個人情感和心靈體驗的外化，但這情感和心靈從來就有深厚與膚淺、狹隘與博大之別，你如果隻是自戀於自己的小悲歡，對生活對人生對人的情感世界沒有嶄新的發現，那麼讀者為什麼要喜歡你？新時期以後的文學恢複了對作家創作個性的張揚和肯定，但一個作家是否具有人格魅力、是否能轉換為作品的魅力，這是現今作品能否征服讀者的關鍵。第二，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作家們越發重視敘事的藝術，越發追求自己成為一個文體家。這無疑是好的。但我以為，要在“文體家”前麵加上“成功的”三個字。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文體家，如何更淋漓盡致地、更準確地對生活和情感作出藝術的表達，而不是僅僅把文體作為個人羽毛的炫耀。我以為，這就是一些作品“看不懂”的症結所在。
問：但純文學畢竟不是大眾文化，不是單純的迎合，是不是還需要一些提升普通讀者文化水準和審美情趣的作品？
答：您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文學的確有提升我們的讀者審美水準、豐富其審美經驗的功能。但我以為，提升的方法不是讓他們看不懂，而是用藝術的魅力和感染力去征服他。是一種藝術征服過程中的提升，而不是故弄玄虛中的“提升”。
您的問題中涉及“大眾文化”和“純文學”的概念，這是來自海外理論界的範疇，有相當特指性。首先是我們對它們的理解是否準確？其次是套用於中國文學是否合適？這是一個很專門的話題，因此我不想借用這兩個概念來討論問題。當然，您的問題我基本是理解的。我們的文藝作品的確有一些比較照顧大眾的審美習慣和傳統觀念的作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小說工廠”乃至“文化工業”也初現端倪。但中國也有很多寫這一類作品的作家，並不以商業為目的，而是自覺地以大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因此用西方的“大眾文化”概念來套用他們，是不合適的。這些作家在審美上比較照顧讀者既定的欣賞習慣，在觀念上比較尊重中國傳統觀念。這樣的作品也能夠滿足讀者審美的需要，滿足傳承民族美好品質的需要，也為滿足群眾的文化利益作了貢獻。另一類作品套用“純文學”的概念也同樣是不準確的，但其內容和形式上確有些更偏重於“提高”。內容上，它的責任是為讀者“重新鑄造一個世界”——通過作家的作品，表示作家對人生對世界嶄新的認識，用一個重新鑄造的世界來引導你、征服你，深化你對人生和世界的感悟與認知。在形式上，它常常是推翻了我們傳統的審美經驗。比如莫言的《紅高粱》，寫“我奶奶”在高粱地裏奔跑時中了敵人一槍，“歡快地叫了一聲，倒在地上”，他用了“歡快”這個詞，使這一人物和整個作品的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色彩熔於一爐。在大多數讀者的審美經驗中，好像前人寫死亡沒有這樣寫的，你不能不對此產生新鮮感甚至震驚感。但同時你又會被這一畫麵感染了，征服了，你由此獲得了一種嶄新的審美經驗。這種嶄新的審美經驗的獲得，不是理性分析的結果，更不是被故弄玄虛的理論家嚇服的，而是在被嶄新的藝術手段的征服過程中，逐漸提升了審美的境界，豐富了審美的經驗。這種偏重於“提高”的文學，是文學發展的必須、創新的必須，沒有“提高”，同樣不能滿足讀者開拓更廣闊的精神視野和藝術境界的需要，也是違背大眾的文化利益的。但是，這種提高，決不靠故弄玄虛，更不靠拒人千裏，那樣的“純”和“高雅”，不僅達不到“顛覆”讀者審美經驗的作用，反而會被讀者所“顛覆”。所以我曾經非常明確地告訴我的女兒，隻要是看不懂，不被感動和吸引，看半截也可以扔掉。因為這樣的作品隻是滿足了作者一點自作高深的願望，或者成為一些評論家故作高深的文本，你不要被他唬住。
在我們的文化建設方麵，還需要有一些說實話的人， 像《皇帝的新衣》裏那個“道破天機”的小孩一樣。
問：您覺得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答：我們的文藝理論建設有待加強和改進。一百多年來，“西學東漸”，到了當代，幾近洶湧澎湃。好東西很多，但如何結合中國的實際，融會百家，自成一家，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搞創作的，同樣有一個吸收和消化的問題，在文學的觀念和藝術的主張上，應有定力。隻是從國外的文學作品中橫移主題，照搬形式，而不是從中國人的生活體驗中發掘東西，你就不能給讀者重新鑄造一個足以打動他們的藝術世界，所以就難免失去讀者。也許某位評論家讀後驚呼：“中國終於出現××主義了！”那又能說明什麼？其實讀者看小說不是看什麼主義，隻是看有什麼把我感動了，給我以審美的享受。
問：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與中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在經濟、文化領域都進一步融入世界的發展大潮中，尤其是經濟的全球化進一步推動文化的全球化，這種現實對文學、藝術的發展會有什麼影響？您對二十一世紀文化的發展有什麼看法？
答：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但文化全球化是個什麼概念？是一個在討論甚至爭論中的話題。不過，可以肯定地說，經濟全球化對文化的影響是極大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西方左翼理論家認為，全球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帝國主義文化殖民過程，特別是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大眾文化，把美國的價值觀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非遠勿屆，遺患無窮。當然也有些理論家認為不必過於誇大這一現象的後果，各個民族、各類人群，都有自己的“解碼係統”對外來文化加以解讀，不必杞人憂天。等等。無論是“警世”之言還是科學的深入的分析考察，在這個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時代，都彌足珍貴。
我覺得，喊“狼來了”固然必須，更必須的是切切實實加強我國自身文化的建設，以開放的心態加強文化的交流，以自信的心態創造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的文化。
問：您到北京當專業作家後被調至中國作家協會當書記處書記，現在又擔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的職務，您認為當一名作家和在中國作協當領導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您認為自己在角色的轉換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答：我到中國作協以後的第一個春節，和作協的同誌們一起去看望一些作家，給大家拜年。我開玩笑說，過去過年，都是別人給我送花送水果，現在，我得給別人送花送水果了。這就是“不同”，過去人家為你服務，現在你要為大家服務了。至於角色轉換中的最大困難，或許是由專注於形象化的寫作到專注於文件寫作吧。
問：今天的年輕人似乎格外想知道名人們的成功之道，您認為自己之所以能成為一名成功的作家，主要的因素是什麼？
答：您的這個問題使我十分惶恐。我認為自己不能算是一個成功的作家，比我優秀的作家真是太多了，年長的、年輕的，我一直對他們充滿了敬意，這也是我這七八年來願意暫時放一放自己的創作，為他們做一些服務的原因。至於我個人，創作活躍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之所以有一些影響，生逢其時也。我覺得當不當作家無關緊要，是不是名人更不是人生是否成功的標誌。成功的人生應該是學會享受創造性勞動之快樂的人生，任何行當都存在著發揮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機會，專注於此，其樂無窮。
問：二十年的生活中，您覺得麵對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最開心的事是什麼？
答：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上來。二十年前有一些困難，近二十年，棘手之事不能說沒有，但好像不能算什麼“最大的困難”。我“最大的困難”在三十歲前已經經曆過了。“最開心的事”也難說，我每天都很開心，要選一個“最開心的事”，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