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郭子儀作為當時社會的第一名將，乃是各個政治集團極力拉攏和討好的對象。再加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鬥爭法則，依靠一個可以庇護自己的政治集團，對他來說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但是從另外角度來講，郭子儀依附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都會讓他惹出勾結朝臣的嫌疑，從而讓統治者感到擔憂。眾所周知，不管一個政治集團的勢力有多雄厚，統治者的個人意誌都是專製統治下最重要的政治風向。如果失去統治者的信任，再雄厚的政治集團也無法提供庇護，因而郭子儀的做法堪稱智慧。
接下來，以寬厚仁愛和信任的態度駕馭部將。郭子儀之所以能夠在朝廷當中屹立不倒，深諳與統治者及同僚的關係維護之道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卻是其自身的政治資本，也就是在軍隊中的極高威望。由於每次平定戰亂之後，朝廷都會收回郭子儀手中的兵權，因而每次他前往軍中擔任主將，基本上都是孤身一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駕馭驕橫跋扈的部將們，無疑需要極高的智慧。而郭子儀之所以能夠得到將士的普遍擁護，主要依靠的有兩樣法寶，其一是寬厚仁愛，其二是高度信任。所謂寬厚仁愛，郭子儀對自己的部下從來不施高壓，而是充分體恤他們的難處，盡自己所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所謂高度信任，郭子儀很少就具體的戰鬥細節下達命令，而是隻給出一個戰略目標，隻要部將能夠完成便加以表揚和封賞。
麵對部將的具體能力，郭子儀總是能夠人盡其才，隻要他們能夠勝任某個職位，他都能夠不問出處且不計前嫌。比如李光弼、仆固懷恩和李光遠等名將，都有賴於郭子儀的栽培和舉薦，才得以出人頭地。應該說，郭子儀的這一做法同樣具有深意，因為當時社會危機四伏，藩鎮割據現象嚴重，單憑號召已經難以聚攏人心，大多數將領拚死沙場完全是為了個人利益，郭子儀舉薦賢才，無疑能夠激勵將領們奮力殺敵，從而在根本上保障軍隊的戰鬥力。相反如李光弼，始終以高壓政策治軍，以至於多次激起兵變，最終還是要由郭子儀出麵，憑借他的高度威望來收拾殘局。
在具體的軍事行動中，郭子儀也能夠審時度勢，一切從現實角度出發。比如在“安史之亂”後，大唐王朝的國家經濟受到嚴重破壞，財政常年處於赤字狀態，無力支付日益加重的軍費開支。再加上統治者對統兵大將多有猜忌，國家對於軍隊的後勤補給很難保障，普通士兵非但拿不到報酬，甚至連基本的吃飯穿衣都有困難，而當朝大員卻貪汙腐敗成風。在這種情況下，將士們不免心生怨恨，在戰場上的表現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郭子儀在率軍作戰的時候，通常默認將士們的搶掠行為，以此來確保他們在戰鬥中的勇猛殺敵。不可否認，這樣的做法有失名將風範，但是從現實角度出發，這樣的做法也無可厚非。
最後，對待盟友以誠相交。少數民族的戰士多半都是天生的，他們生活在窮山惡水之間，解決問題基本都是使用暴力手段解決。尤其是居於草原和高原地區的戰士，他們常年生活在馬背上，隨便武裝一下就能形成威力強大的騎兵作戰力量。而中原士兵多半不善騎兵作戰，通常隻能憑借堅城固守，因而在戰場上總是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麵對這種情況，郭子儀想出了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那就是聯合同樣善於騎兵作戰的吐蕃與回紇軍隊。由於李唐政權常年與吐蕃及回紇作戰，這個辦法施行起來具有很大難度，但郭子儀卻憑借自己的真誠加之利益驅動，得到了吐蕃與回紇的幫助，從而在鎮壓叛軍的過程中受益頗深。
更為重要的是，吐蕃與回紇是唐王朝的宿敵，在與他們結成聯盟之後，基本解除了西北方向的威脅，從而避免了唐軍的兩線作戰。在此過程中，郭子儀還深入研究了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習氣，簡單來說可以總結為四個字，即“重財尚氣”，也就是重財而又豪爽。於是郭子儀給了他們大量財物，同時與其首領歡飲暢談，結拜為異性兄弟，以至於少數民族都把他當作最真摯的朋友。後來，唐軍叛將仆固懷恩有樣學樣，引來吐蕃與回紇軍隊助陣，對李唐政權形成極大威脅。而郭子儀出麵平定亂局後，居然以單騎勸退回紇軍，憑借的正是他在少數民族當中建立起來的威望。
總而言之，就是憑借這些處世哲學，郭子儀才得以在政治黑暗的曆史時期立足於朝廷，同時以忠君愛國之心獨善其身。唐建中二年（781），油盡燈枯的郭子儀在長安家中壽終正寢，享年八十五歲。當時的德宗皇帝李適贈其太師封號，諡忠武，陪葬建陵。與此同時，廢朝五日，供群臣前往吊唁，並且德宗皇帝還在安福門親自為郭子儀送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宗皇帝為了表彰郭子儀的卓越功勳，還將他的墳墓加高了一丈，一代名將郭子儀的人生就此落下帷幕，宋代詩人徐鈞有詩讚郭子儀：
身佩安危三十年，饞鋒雖中節彌堅。
古今多少功名在，誰得如公五福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