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與朝臣的交際方麵，郭子儀也是如履薄冰，絲毫不敢大意。郭子儀晚年身染重病，長期臥床不起，朝中大臣按理輪流到家中探望。時任禦史中丞的盧杞也來探望，郭子儀聽聞門吏來報，立即讓家人並仆人全部退下，隻由自己一個人接待。盧杞進屋之後不明所以，郭子儀隻對他說自己的家人難登大雅之堂，何況自己還有一些重要的話對他說，但郭子儀實際上也隻是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動情話而已。盧杞隻是覺得郭子儀小題大做，同時又覺得他太容易動情，但是由於郭子儀已經年老病重，他也沒有起疑。
後來，郭子儀曾經對自己的妻子言明原委，盧杞此人相貌奇醜又動作滑稽，如果留家人並仆人一起接待，難免會有有人對他私下議論，甚至有可能當場笑出聲來。而盧杞又是器量極其狹小之人，同時又深受皇帝寵信，如果因此和家人並仆人結下仇怨，將來必然遭到他的打擊報複。到時候，宦官集團必然從旁慫恿，皇帝恐怕也會坐視不理，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郭子儀已知自己的生命進入最後時光，無力繼續保護自己的家人。事實證明，郭子儀的擔心絕非多餘，盧杞在皇帝的寵信下一路平步青雲，最終做到了宰相的職位，而凡是得罪過他的人全都遭到了歹毒的報複。
大智慧
縱觀郭子儀一生，曆經玄宗、肅宗、代宗和德宗幾位皇帝，他平定了“安史之亂”，解除了吐蕃和回紇對大唐的威脅，中興唐朝，可謂功績顯赫。與此同時，郭子儀本人一生安康，膝下聚有八子七女，兒子和女婿也都是朝廷重臣，處世哲學也常常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對此，我們也可以做出一番探究，看看郭子儀的大智慧到底存在於哪些方麵，相信無論是明史還是辨己，都會產生極大助益。一般認為，郭子儀的大智慧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爭取皇帝的信任。“安史之亂”爆發後，太子李亨逃到靈武另立朝廷，同時自行稱帝。而靈武所在的地區，正是郭子儀著重經營的地方，因此可以說，是郭子儀幫肅宗皇帝攢下了平定安史之亂的班底。在肅宗皇帝的詔令下，郭子儀果斷回師，幫助肅宗皇帝迅速穩定了局麵，從而在極大程度上得到了肅宗皇帝的信任。
郭子儀從來不做任何一件有悖忠誠的事情，哪怕遇到不公的待遇，甚至受到誣陷和打擊也不例外。這樣的做法高度契合了統治者的心理需求，不僅輕鬆避開了當時的法律問責，而且符合封建社會的最高道義準則，乃是極為高超的生存藝術。史料記載，不管是在朝為官，還是在外禦敵，隻要有朝廷的詔令下達，郭子儀從來都是毫不猶豫地予以執行。也許有人會說，郭子儀奉行如此原則未免顯得有些愚忠，然而在皇帝疑心滿腹和朝廷充斥奸佞的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所奉行的政治原則盡管有些無奈，卻可以稱為最明智的做法。
當然，在不涉及忠誠的事情上，郭子儀做事從來都是當仁不讓的。李唐政權在受到西部吐蕃與回紇等番兵的威脅時，一些目光短淺的大臣勸代宗皇帝遷都洛陽，代宗皇帝最終也趨向於采取這一做法。但是郭子儀很清楚，番兵雖然勢大，但是向來隻懂得用強，對於中原王朝的威脅隻在晝夜之間，而不在心腹之上。因此，郭子儀力勸代宗皇帝放棄遷都，並且將各種緣由陳述得一清二楚，代宗皇帝被說動，最終采用了郭子儀的建議。後來，中原地區的藩鎮勢力日重，洛陽幾次經曆戰火荼毒，長安卻能夠憑借潼關之險得保周全，郭子儀的遠見自然讓代宗皇帝大為欽佩。
其次，拒絕參與各種政治鬥爭。在我國古代社會，始終不乏正直之士對奸佞之徒發起攻擊，客觀來講也確實站在了國家命運和民族大義的角度。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統治者往往會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所以正直之士大多會敗於善於逢迎的小人之手。到頭來，正直之士空有忠義的美名，於國於民卻並無助益，稍有不慎還會身敗名裂。與此同時，但凡發起或被卷入政爭者，都會在道義上尋求製高點，同時把對方無限度貶低。然而，在利益麵前，一切是非對錯都有可能被扭曲，因而政爭當中極少有人能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郭子儀早早地看清了這一點，從而拒絕和任何政治集團綁定關係，所以在整個朝廷不斷風起雲湧的過程中，郭子儀能夠始終躲在鬥爭旋渦之外、笑看風雲變幻。
比如在麵對魚朝恩、程元振和元戴等人時，郭子儀雖然不恥與之為伍，但是從不與之發生正麵衝突，甚至犧牲自己的利益和原則與之周旋。因為郭子儀很清楚，如果想要為國家社稷做出貢獻，必須想辦法立足朝廷，而立足朝廷則絕對不能與皇帝倚重的宦官集團為敵。當然，郭子儀還有另外一個貌似正確的選擇，就是帶領群臣發動對宦官集團的打擊。但是這樣做不僅結局難料，而且還會加重國家的內耗，這自然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相對之下，郭子儀不去打破已經形成的權力製衡關係，而是在各種政治鬥爭的夾縫中謀求生存，以便在國家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才是最正確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