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作為一位頗具爭議的人物，素來被後世學者熱衷研究，他的處世哲學，從政藝術和對外思想等，也漸漸浮出水麵。這些特質在被人們津津樂道的同時，也為後人提供了諸多思考的依據，更讓很多人得到了學習和成長的機會。當然，由於牛僧孺的從政生涯幾乎經曆了整個晚唐時期的黨爭，牛僧孺的名字一直以來都與黨爭聯係在一起，並且通常和李德裕的“李”合稱為“牛李”。不過，牛僧孺作為一代名相，自然有其獨立的人格和信仰，這才是他在晚唐曆史中大放異彩的原因所在。
思想與主張
一般認為，牛僧孺是一個堅定的儒家信徒，他本人也時常以儒家自居，史料更是記載他“不喜釋老（即釋迦牟尼和老子，在此代指佛教和道教），唯宗儒教”。在此基礎上，牛僧孺也受到了當時的革新派思潮影響，因而在他的政治主張中還有改革圖新的成分。牛僧孺認為，命運是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而無論是天子治國，還是人臣為政，都應該積極麵對，全力以赴，不應該消極懈怠，猶豫觀望。唯有如此，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天子和大臣才能各行其道。簡單來說，牛僧孺相信人定勝天，隻要肯努力為之，並且順應基本的規律，即使是國家命運和曆史趨勢同樣可以改變。
細細究來，牛僧孺的思想基本繼承了荀子“製天命而用之”的理論，屬於唯物天道觀的哲學範疇。不過，牛僧孺並沒有將“人道”和“天道”純粹地對立起來，而是將二者有機地結合為一個整體。他指出，“天道”具有一定的發展規律，人一旦弄清並利用這種規律，就能夠無往而不利。因此，牛僧孺雖然提出了人定勝天，但是又說明人必須遵循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也就是所謂的“人道”。當時的著名學者柳宗元非常推崇牛僧孺的學說，並且號召大家進行學習，足以證明牛僧孺在當時的哲學界亦占有一席之地。
唐中期之後，各類宗教開始盛行，“因果報應”學說被民眾普遍接受。而牛僧孺作為當時社會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對這種學說予以了辯證的解讀，在當時的思想領域也可謂一個重要的創舉。他據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學說為依據，表明人不能不辨是非地濫用善心，更不能對什麼人都心存善念。比如麵對一個十足的惡人，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得到懲罰和限製，甚至是將其處死。如果對他一味仁慈，非但無濟於他的向善，還會助長他的邪惡，同時也會為自己招致更大的災禍，所謂“對敵仁慈就是對己殘酷”。牛僧孺的這一學說，在愚民政策風行的古代社會，無疑是一股逆流，同時也是一泓清泉，為當時社會的人們學會獨立思考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
與此同時，牛僧孺還是一個無神論者，這同樣繼承自儒學大家荀子的學說。由於古代社會科學相對落後，很多自然現象都無法被人類理解，因而一些別有用心者便將這些現象偽造成天意神跡，從而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對此，牛僧孺在《象化》一文中指出，人類的活動受自然的影響和限製，而並非受神的影響和限製。比如古代社會的人們相信龍能化雨，因而一旦遇到大旱年頭，就會殺牛宰羊祭祀龍王，希望上天能夠降下雨露。牛僧孺據基本的農學知識表明，每年之中降水都是有其固定規律的，什麼時候降雨，降下多少雨，總歸不會相差太多。與此同時，這種相差的時間和雨量也有規律可循，即每一甲子年內，其變化規律是基本不變的。
接下來是關於人性的論述，牛僧孺的觀點更加具有先進意義。眾所周知，人性是人類社會活動之根本，因而自古就是哲學家研究的核心內容，而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基本各占了人性理論的半壁江山。牛僧孺結合二者的理論認為，人性根本無所謂善與惡，而是與利益存在著必然聯係。簡單來說，如果不涉及自身利益，每個人都可以保持善良之心，而一旦牽扯到自己的利益，則多半會被邪惡之心蒙蔽。比如弟弟遭到外人欺負，哥哥當然會挺身而出，但是一旦哥哥與弟弟之間發生利益衝突，自相殘殺的激烈程度往往會超過與外人相鬥。牛僧孺據此提出，凡事都要遵循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質，尤其是統治者推行各類政策。
再者就是牛僧孺的曆史觀，簡單來說可以總結為六個字，即“重人事，輕天道”。牛僧孺認為，無論是朝代的興衰，還是政權的更迭，最主要的因素都取決於人，因而他在《訟忠》一文中寫道：“支壞非天也，興衰由人也。”如果主明臣賢，天下之人都會親近朝廷，那麼國家的興盛繁榮就指日可待了；而如果主昏臣庸，天下之人就會疏遠朝廷，那麼國家一定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因此，如果君主想要國家昌盛，必須遵循“親賢臣，遠小人”的基本規律，以便取得最廣泛的民意支持。為了幫助統治者辨別良莠，牛僧孺還引經據典，列舉了諸多賢臣與小人的特點，其用心之良苦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