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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每次出行一樣，這次走歐洲，走完後的想法與出發時有很大不同。例如出發時是不準備寫書的，理由在《千年一歎》自序裏說過，但此刻我改變了主意。
仍然是空間帶來的責任。但這空間不僅僅是歐洲，還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兩個空間——敗落成恐怖的中東、中亞、南亞，和尚未敗落的中華大地。三大空間對比在眼前，渦旋在心中，產生的感受難以言表，包括某種隱憂。感受可以咽下，隱憂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個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隻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我要說，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又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有不少時空錯覺。
歐洲文明值得我們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華文明倡導“中庸之道”幾千年，至今還經常為“非此即彼”的極端性思維互損互耗，歐洲文明為什麼反倒能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德融會貫通？更羨慕街邊咖啡座裏微笑的目光，隻一閃，便覺得日月悠長、山河無恙。這種文明從早年的擴張和後來的大戰中記取了不少東西又洗刷掉不少東西，近年來歐洲各國的聯合使它更加悠閑和安詳。它甚至覺得自己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極致境界，沒有必要再作艱苦奮鬥。弗蘭西斯·福山的《曆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ndre Koieve）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即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製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麵都已進入曆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對此我深表質疑。因為我無法忘記從中東到南亞的一路景象，而那裏離歐洲並不遙遠。不講全球一體化倒也罷了，一講，又怎能把那滿目的危機、積怨、暴力從“全球”的概念裏省略掉？然而他們卻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價值係統裏閉目塞聽。我們在那條路上穿行幾個月，幾乎沒有遇見過歐洲人，這與他們勇於冒險的前輩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其實不必說大危機，即便是成批偷渡來的移民，也已經頻頻穿插在街邊咖啡座之間，把歐洲不想正視的空間塞到了眼前。曆來最有邏輯預見性的歐洲文化人理應對世界作一點危機提醒，但已經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
記得上次剛剛穿過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區來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裏等著采訪我的發達國家的記者，他問我穿越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區時是否為自己的生命安全驚慌，我說更驚慌的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宗教衝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緩和的跡象。這天晚上我發給香港鳳凰衛視的日記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