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觸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裏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麵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曆史資料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著凋零，而跟著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曆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在人類麵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憂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見《千年一歎》378—381頁。
這次在歐洲，更覺得他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之中。自身的優秀使他們對外部空間缺少敏感，於是也就缺少了責任，缺少責任的文化還能繼續優秀嗎？有時他們也自感到了這一點，試圖重新喚起對世界的責任，卻又因缺少切身體驗而“顛倒了輕重緩急”。
比較清醒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之時便及時地指出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的衝突就要開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軍事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文明的對峙，預計到曆史即將會衝刷掉表象顯露出本質，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對別種文明不屑一顧。隻可惜他過於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場，把剛剛剝離出來的文明課題又轉化成了政治課題。然而縱然如此，多數西方文化人也沒有聽從亨廷頓的告誡，繼續對別的文明不屑一顧又武斷揣測。最可笑的例子是，他們總是以幻想的方式來斷言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欲望，以及即將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殊不知中華文明雖然弊病多多，卻因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遊牧文明，獨獨沒有這種欲望，連遠航萬裏的鄭和也壓根兒沒往那條路上想。對於被亨廷頓列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無知，更不待說對於其他文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