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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然於空間也必然漠然於時間,這個關係,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裏已經說清楚。那麼,一個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曆史,尤其是曆史上那種與蒙昧、野蠻搏鬥時留下的獰厲。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纖塵無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強健的體質。李澤厚先生說,即便獰厲如饕餮也會積澱深沉的曆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學魅力。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這種魅力該是多麼可惜。

上幾代東方文化人多數是以歆羨和追慕的眼光來看待歐洲文明的,結果便產生了一種以誤讀為基礎的瑣碎、濫情和淺薄。這種傾向近年來在歐洲本身也有滋長,原因是它突然還清了一切舊賬,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曆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麵的負擔,也有正麵的負擔。如果允許我以小喻大,那麼,這情景就像挪威卑爾根市的一位老婦,前些時候這位老婦向一家魚店送上一百克朗,說五十年前這家魚店多找了五個克朗她沒有退回,現在要連本帶息一起歸還。她一再向魚店的年輕主人檢討:“那年月太貧困了……”。這件小事讓我感動了好半天,一種延綿的誠實使過失上升為高貴。但我又想到,這位還清了債務的老婦人明天會怎麼樣呢?她會不會因為五十年的目標終於達到而反倒虛脫?歐洲就是這位老婦人,當曆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們沒有理由對人家的失落漠不關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時已經被部分誤讀,那麼一旦真的失落,我們就會產生雙重的混亂。因此,尋找它的真實生命也就是尋找我們自己。這在文明的淺層意義上可說是“旁觀者清”,在文明的深層意義上,彼此本是無形的聯盟。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曆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沉的告誡和遺囑。隻有找到了這一些,才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這種尋找當然不是躲在萬裏之外作學究式的考訂,而是直奔那裏,既疑惑又信賴地麵對陌生的土地,叩擊一直與蒙昧和野蠻裹卷在一起,又搏鬥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離開書齋出行後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過半,曾有記者問我為人為文的主題,我回答道:

至少有一個最原始的主題:什麼是蒙昧和野蠻,什麼是它們的對手——文明?每一次搏鬥,文明都未必戰勝,因此我們要遠遠近近為它呼喊幾聲。

《文明的碎片·題敘》

我早就說了“遠遠近近”,在這一件事上沒有疆界。

這次從那片遙遠的土地深處呼喚出來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諦聽的本真之音——

開頭應該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毀滅吧,卻不是一個宗教寓言。毀滅是曆史的刪節,厚厚的火山灰下還埋藏著重現的可能,不能重現的是智者的靈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國投來最初的問詢,於是毀滅中又多毀掉了一項萬裏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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