毀滅後的複興除了需要穿越時間外還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災難，因此一聲聲橫貫曆史的歡呼中浸泡著太多的歎息和抽泣。那座結束了中世紀的城市把輝煌交付給整個歐洲，自己隻衛護住了受屈的兒子們，不再做聲。它引誘出了遼闊地麵上無數美妙絕倫的音符、詩句和色彩，但這一切同樣幾乎一無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蠻所包圍。此時聽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邊流浪者們揚帆遠航的起錨聲。這聲音終於使歐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歐的森林城堡間深思起來，而一次次變革又從西歐的河濱街市間轟傳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帶來了市囂又帶來了戰塵，最終在一次次毀滅和複興的輪回中帶出的，卻是平靜。
然而最大的平靜還屬於北方雪原。那兒曾把海盜們的血腥嘶叫無數次輸入歐洲腹地，帶回來的卻是教堂寬厚的鍾聲。雪原上的海盜們終於震動，開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間窺探法律和秩序，最後正是他們，以自己的脫胎換骨證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見，歐洲文明雖然至今還深沉於中部、燦爛於西部，卻以既不深沉也不燦爛的南部和北部為命脈。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偉大的出發而留下灼熱的荒涼；而北部，總是因為一次次由人性俘虜獸性、由文明收編野蠻的人格大戰，留下了最具象征意義的溯風疆場。
所以，在這本書裏，我把歐洲文明重新推到艱難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讀解它的鑰匙孔，放在冰島辛格韋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種文明都會由於多種原因而自我迷失，隻有把它們放回到與蒙昧和野蠻交戰的第一線，才會臨陣清醒，不斷地重新體驗自己的文明本性，並與其他文明溝通。這也體現了我們與亨廷頓教授的基本分歧：他隻指出了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我們需要呼籲的是，這些文明如果真正稱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語言，一定有共同的敵人。
那麼，即便是與歐洲文明有著太多曆史恩怨的中華文明，也不會一味執著於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來謀求自我複興，它正在漸漸明白，自我複興的主要障礙是近處和遠處的蒙昧與野蠻，因此更需要與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學習、互相提醒，然後並肩來對付散落處處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對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的多方麵比較，突破了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兩極方位，而是一直保留著更龐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對立麵。為此，中華文明願意以更謙和的態度來體察歐洲文明的甘苦冷暖，並虛心求教，不管歐洲文明什麼時候也能以這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