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羅倫薩大街上我反複自省：為什麼自己與美第奇家族無怨無仇，卻從一開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們對文藝複興的巨大影響呢？也許與中國的某種傳統觀念有關。中國的民間藝術家和文人藝術家曆來以蔑視權貴為榮，以出入權門為恥，而與他們同時存在的宮廷藝術家則比較徹底地成了應命的工具，描富吟貴、歌功頌德。這兩個極端之間幾乎沒有中間地帶。我們似乎很難想像當年佛羅倫薩的那些藝術大師，出入權門而又未曾成為工具。
美第奇家族總的說來比較尊重創作自由和藝術個性，並不怎麼炫耀藝術霸權。他們當然也有自己的藝術選擇，例如那位著名的羅倫佐·美第奇非常欣賞米開朗琪羅而對達·芬奇卻比較漠然，而他的兒子對米開朗琪羅也有點冷漠。但這一些都無改於這個家族對藝術群體的整體護惜。米開朗琪羅十四歲就被這個家族賞識培養，長大後懷著報恩之心為他們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過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鬥爭，對此美第奇家族也沒有怎麼為難他。因此不管是報恩還是鬥爭，都沒有損害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完整。相比之下政治思想家就麻煩一點，例如那位《君主論》、《戰爭的藝術》、《佛羅倫薩史》的作者馬基雅弗利（Niachiavelli）一生就一再遇到是否站在美第奇家族一邊的“立場問題”，一會兒以反對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被逮捕，一會兒又以效力過美第奇家族的罪名而被斥逐，最後竟憂鬱而死。在這樣的事情上，藝術家總是鬆弛得多，瀟灑得多。
由美第奇家族聯想到，中國古代的顯貴、官僚、豪紳，一般隻沉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書畫，不願意在公共領域大規模地優化藝術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牆內，毀棄在隔代間，難於積累成實實在在的社會財富，讓庶民共享。
2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軀，必然會帶出同樣巨大的陰影。在佛羅倫薩徜徉時間一長，也會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難於表述的尷尬狀態。我從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築中看出來了，從那些不知與市民親近一點還是疏離一點的廣場上看出來了，從那些被他們家族支持的藝術大師雖然佳作迭出卻未能大幅度創新的整體傾向中看出來了，也從他們家族各代當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來了。
美第奇家族從一開始就比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權就難免與平民對立，這個悖論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當時采取的辦法是淡化掌權的名義，強化市民的身份，隻在幕後控製政局。這種站立方式，聰明有效，似淡實濃，為美第奇家族統治的延續打下了基礎。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與科西莫相提並論的是他的孫子羅倫佐（Lorenzo Midici）。羅倫佐當政時年紀還輕，不再采取祖父那種謹慎低調的掌權方式，而是果斷勇猛、雄才大略。一四八〇年羅馬教皇聯合那不勒斯威脅佛羅倫薩，羅倫佐麵對如此強大的對手居然隻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談判，頃刻間化敵為友，成為歐洲外交史上的美談。
這樣一位統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強勢的，市民們一直以他為驕傲，但時間一長，彼此都覺得有點異常。政治便是這樣，低調維持平靜，強勢帶來危機，佛羅倫薩在不知不覺間變得風聲鶴唳，雲譎波詭起來。最輝煌的收獲季節必然也是多事之秋，聰明的羅倫佐很快就領悟到了這一點。他進退有度，並不怎麼迷戀權勢，願意分出更多的時間與專家們討論古希臘哲學，也寫了不少既歡悅又傷感的詩，例如：
灼灼歲序，
恰似晨露。
今朝歡愉，
明日何處？
落寞心境溢於言表。
羅倫佐遇到過很多對手，而最大的對手卻是他統治下的佛羅倫薩市民。市民是善於厭倦的，因為他們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們的政治觀念天然地趨向於民主，何況佛羅倫薩已風氣初開、思想活躍，很難長時間地皈伏於一個家庭的統治。如果說美第奇家族親手倡導了這種風氣，那麼，正是這種風氣要質疑這個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