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斯一案的證人是他原來的同道斯蒂芬·帕萊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聲責斥的，是偽證人。
那麼，統治當局有沒有考慮過這樣的案件中是否真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呢？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利益高於真實，更高於道義。例如直接過問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說，隻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棄義。當時幾乎所有歐洲各國的宗教裁判員都認為，即使偽證致使一位無辜者被燒死，這位無辜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也是為宗教而犧牲的。至於誣陷致使一位無辜者名譽遭汙，這位無辜者更應懂得現世名譽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為他準備了桂冠。
總之，怎麼誣陷都可以，怎麼焚燒都可以。
當然宗教裁判員之上還有裁判員，那就是曆史。一位布拉格大學校長被活活燒死，人們理所當然地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3
布拉格從什麼時候開始蒸騰起藝術氣氛來的，我還沒有查證。但是既然這種氣氛已成為現在布拉格為世人共知的一種性格，那麼這種查證是遲早的事。我今天隻采取一個最簡便的辦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師奔去，從他的高度來俯瞰這座城市。這位大師，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後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與房子很不和諧。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憂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胸悶氣塞，真奇怪遙遠的閱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後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向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群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中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潮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粗暴又近距離地讓他感受到了一種沒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留給布洛德的遺囑中說：“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日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哈謝克的《好兵帥克》，我和夥伴們到那個紀念他的小酒館暢飲了一個晚上。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隻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樂嗬嗬的帥克在邊上陪著。
其實卡夫卡和哈謝克是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的，他們有一種缺一不可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感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思想界和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這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說，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性，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曆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製、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脫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說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米蘭·昆德拉一言難盡，我曾從中國學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國人對他的一個概括，說是“對存在的詩意的沉思”，覺得比較貼切。昆德拉一直為布拉格的文學地位而驕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著作被禁，他隻好移居法國，驕傲也就轉化成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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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昆德拉對布拉格更應該刮目相看，可惜他年歲已大，不便再度遷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才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峰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作家總統。讀著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念叨著“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萊特，終於繼承了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