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的總統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本來很想去拜會他，可惜大門口的旗杆空著，表示總統不在，一打聽，到聯合國開會去了。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裏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對於人類的生存處境，卡夫卡構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斕的象征，而哈維爾則投入了政治的實驗，三者都達到了旁人難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讓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後的哈維爾卻了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隻在旅館裏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
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著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份的基點。
他說，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說，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精神層麵和道德層麵來看待政治，爭取人性的回歸。一個表麵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邪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寬容。
他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著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群體人格的閹割。
他說，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蘊藏著巨大的人性潛能。隻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說，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沉睡著的善意。
他說，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說，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麵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範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曆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秘本質，深感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著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維爾因此也說到自己，他說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隻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欲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麵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說，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征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峰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說，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說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說：“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