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街頭還能找到很多納粹活動的遺址。留下了遺址，也就留下了記憶。
一切有關納粹的記憶，並不是一場偶然的噩夢。這是曆史的產物、民族的產物，具有研究的普遍價值。要不然，這些古老的街道和堅固的房子，這個嚴肅的人種和智慧的群體，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癲狂起來。
我認為，這是歐洲社會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關口上一種撕裂性的精神絕望，這是社會各階層失去原有價值坐標後的心理災難。納粹把這種絕望和災難，提煉成了集團性的恐怖行為。
現代是一個平等競爭的自由天地，現代是放棄狂熱迷信的理性普及，現代是對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級的漸漸輕視，現代是集權夢幻和極端思維的天然障礙。
這一切照理在工業革命開始後已經逐步顯現，但到了二十世紀，漸漸變成無可逆轉的社會規則，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的打擊甚於其他國家，轉眼間在德國形成了人數眾多的失敗者和失望者，在大蕭條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納粹製造了“雅利安人高於一切”、“德意誌高於一切”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迷思，又提供了一係列“社會主義”的許諾，失望心理有了一個收攏點。
一九二四年，還沒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生存空間”。這個概念在他筆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性質，表達了因失去空間而難以生存的危機心理。問題是當時有這種心理的遠不是他一人，否則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擁護他的獨裁政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機呢？答案是，社會正在轉型。
在社會轉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間的危機，隻能產生兩種可能，第一種是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來擴大空間；第二種是毀損別人的生存空間來擴張自己。顯然，第一種是良性方式，第二種是惡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領導的納粹選擇了第二種。
他們首先通過毀損猶太人的生存空間來驗證自己的概念，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為一般民眾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歸因於某個人或某個群落，於是比較崇尚實利主義、嫻於商業運作的猶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時代的挑戰，卻被解釋成一個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來壓抑心底的嫉妒之火、無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時被堂皇的理由點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圍攻，上升到暴力。
剝奪了猶太人的生存空間，納粹又要剝奪別國的生存空間了。
納粹的這種行為邏輯至今還發人深思。任何社會轉型落實在人群中，主要表現為生存空間的盈縮，生存方式的轉移。這雖然不無殘酷，卻是曆史的必然。舊結構的代表者以破釜沉舟的決絕方式來抗拒轉型，因此會出現一種驚人的整齊和狂熱。現在世界上各種以原教旨主義作標榜的宗教極端分子也是既整齊又狂熱，把逼近自己身邊的現代生活當作必須搏殺的魔鬼。
這大體能夠說明這樣一批納粹為什麼會受到總統興登堡和舊軍隊的支持；而且為什麼直到最後，除了那些被直接入侵的國家之外，越是現代理念強烈的國家，如英國、美國，越與它勢不兩立。
現在德國又出現了“新納粹”。幾乎都是年輕人，剃平頭，著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麵對世界，一意要尋找攻擊對象。從某些形態上，他們有點像“朋克”，但“朋克”隻表現生態上的反叛，不怎麼攻擊他人，而“新納粹”則以攻擊他人為第一特征。他們已用恐怖襲擊的方式殺害大量的外籍勞工，但即便是本國的正派人也不願與他們靠近，怕他們尋釁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