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她進出這座樓房的全部風姿，都為今後的人生種下了禍根。作為一名公使夫人，她的風姿具有了遠遠超越個人的含義，那麼她也就不能再是一個背負著自己喜怒哀樂、甜酸苦辣的具體生命。難怪一切具有一點兒象征地位的人物都要學會掩飾，但她已沒有這種可能。
試想如果她當年從良，嫁的是一位普通官僚，從此隱匿府院，不再拋頭露麵，前途會是怎樣？如果她許身於一名商賈，或一介書生，過著尋常的日子，景況將會如何？當然也會有流言蜚語、指指點點，未必圓滿幸福，但憑著她的器識和聰明，也極有可能平靜安康，事實上與她起點相同的小姐妹，大多也是這樣。
遺憾的是，自從她踏進了這幢白樓，今後再也無法躲進人世的蔭涼處悄然度日。那盞照亮她今日風采的燈，將終生跟隨著她，照亮著她不願被照亮的地方，包括照亮她的衰老、醜陋、死亡。燈光前後的觀眾，永遠不會缺少。
但此刻她完全沒有意識到，隻害怕禮儀不周。懂得了一點禮儀，就開始學德語。
她的德語到底學得怎麼樣？不太清楚。齊如山先生寫文章說她的德文稀鬆得很，還經常要找齊先生幫忙。但又有學者認為齊如山的說法很不可信，因為他從來沒有去過德國，隻在國內以一個普通藝人的需要自學了一點德文，應該難於評價在德國住了三年的賽金花的德語水平。我想，賽金花的德語用於一般交際場合，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語參加交際，已經非常不容易。語言問題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個魔障，開始隻能請一些傳教士和商人幫忙，錯誤百出，後來有些翻譯人員還因被官府懷疑“通番”而被殺，外交上產生了疙瘩，也總是把責任推到翻譯身上。這種情況，直到民國之後開始起用留學生做外交人員，才有根本的改變。賽金花學德語，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與外國人直接溝通的第一線，但後來，人們根據那些編撰的傳奇故事，還是懷疑她有以語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為這才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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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女人來說，有太多辯說不清的問題，於是她也就不說了，在世人的笑罵中漸漸蒼老。
老年的賽金花日子過得很潦倒，還一直被人在背後指指點點，但她偶爾遇到一兩個夠水準的人，也能講出一些夠水準的話。例如她在六十多歲之後曾接受過一次北大教授劉半農先生的訪問，在談到社會現象時便說：“革新應由思想上革新，不應從外表上革新，學些外國皮毛，骨子裏還是老腐敗，究有何益？”這就不是當時一般的中國婦女說得出來的了。
我想，她說這段話的時候，腦海裏一定浮現過這幢白色的樓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