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寫了這些著作後還曾有過一段從政的經曆，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魏瑪共和國，幾乎成了政治理論的主心骨。晚年是在慕尼黑大學度過的，其實也不能說“晚”，去世時才五十六歲。
我遺憾的是，在他之後，直到今天，歐洲對於自身文明的剖析，對於別種文明的了解，都還沒有從整體上超過他，而他卻已被遺忘。
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自我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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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韋伯去世兩年後，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學生在海德堡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就是弗洛姆（Eri），後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大將和元老。海德堡大學在介紹自己培養出的人才時沒有提到他，但你一提，他們還是為之而驕傲。
“怎麼，連他，你們中國人也知道？”他們不無驚訝。
我說，在中國，即便是對哲學毫無興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讀過他的《愛的藝術》。
我說這話時想起十餘年前到中國南方旅行，在廣州夜市的每個書攤上都見到這本書，那些剛剛從農村到廣州打工的淳樸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閱著，然後紅著臉把它買回。
我知道她們誤會了弗洛姆，但又高興她們在休息時間能夠去啃幾句弗洛姆。
弗洛姆的學術出發點是精神分析學，但最後讓他知名於世間的是以愛為中心的人生哲學。他所說的愛不同於廣州青年女工們的期待，而是一種彌散型、循環型的大愛。按他的說法，你愛一個人，也就是通過他愛了所有的人，包括愛你自己。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愛，愛世界、愛生活，使愛充溢人間。
我喜歡他天真的善良，但從學術水平來看，這是一種理想化的描述，缺少邏輯深度，顯得比較空泛。他在理論上比較顯出功力的部分是對人類困境的分析，這在他的思想結構中具有前提性的意義，因為他認為愛是人類從困境中解脫出來的惟一生路。
他說，人類的困境產生於人的自然歸向與理性歸向之間的矛盾。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遠有一種發自的衝動，耳邊永遠有一種回歸自然的呼喚，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無法真正回歸自然了，回歸隻是一種向往，或是一種設計。這樣一來，理性也就很難討人喜歡，時時成為一種壓抑天性的痛苦力量。總之，人類既苦於自然又苦於理性，恍惚其間孤立無援，甚至引起一係列病態人格，與健康告別。惟一能化解這種困境的隻有一個字：愛。
弗洛姆認為，愛是什麼的問題可暫時擱置一下，人們需要警覺的是沒有愛將會如何。這種反證法正是他立論的聰明之處，而且由於每個人都體驗過缺少愛的孤獨，看到過離開愛以後的病態，這種反證法對廣大讀者有切身的說服力。我想，《愛的藝術》暢銷，部分原因是書名，部分原因是這種反證。
一位高層哲學家的書成了暢銷書，這對中國學術界來說還不很習慣。其實，要把一個簡單明了的問題說得深奧難解很容易，而反過來，要把一個深奧難解的問題說得簡單明了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時間代價和學術代價。近幾百年來歐洲文化為了從經院釋放到民間做了多種試驗和努力，與此相反，本來側重於人間情理的中國文化卻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順暢退縮到拗口，由通達退縮到生澀，由響亮退縮到囁嚅，由開闊退縮到狹窄，我想這正如弗洛姆所說，陷入了一種“病態人格”。
文化最需要謀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終原因是博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