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彎，還有幾個座位，那裏有一對年紀較輕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寫著什麼。先是男的寫，女的微笑著在對麵看，看著看著走到了男的背後，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講了什麼話，男的便站起來，讓她坐下，請她寫。她握筆凝思，就在這一刻，她似乎發現了我們，略有驚訝，看了一眼，便低頭去寫了。
重數一遍，不錯，一共八人，不僅絲毫沒受到我們幹擾，甚至我們要幹擾也幹擾不進。他們的神態是，異香巨臭，無所聞也，山崩河溢，無所見也。但他們不聾不盲，不愚不癡，侍者給他們加咖啡，總是立即敏感，謝得及時，眼神奕奕，麵容雅靜。
這種情景，我們太不熟悉。我對導演劉璐說，談話節目請稍等片刻，我要想想。其實我哪裏在想談話。
我們早已習慣，不管站在何處，坐在哪裏，首先察看周圍形勢，注意身邊動靜，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們時刻準備著老友拍肩，朗聲寒暄；我們時刻準備著躲避注視，勸阻噪音；我們甚至，準備著觀看窗下無賴打鬥，廊上明星作態，聊以解悶。因此，即使我們這批早已對拍攝現場失去興奮的人也無法想像別人對拍攝現場的徹底漠然、視而不見、形若無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開始有點明白。也許，人們對周際環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縮影。而這些更大的敏感，則來自個體無法自立的傳統，來自對環境安全係數的較低估計。這事說來話長，但呈現方式卻極具感性。
街邊路頭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越是平常越是深刻，今天就把我們自己也深刻在一種對比中了。
這八個人，自成四個氣場，每個氣場都是內向、自足的，因此就築成了一圈圈的“牆”——這個比喻薩特用過，還曾以此命題一個作品，但含義有所不同。我們七八個人進來忙忙碌碌，其實也隻是增加了一個氣場而已。他們可以如此地不關顧別人的存在，其實恰恰是對別人存在狀態的尊重。
尊重別人正在從事的工作的正當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別人工作的不可幹擾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別人工作時必然會固守的文明底線，因此不作提防。這一切對他們來說已經習慣成自然。
他們可以與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場所互相招呼，卻嚴守在各自的工作狀態下互不關注。這確實與我們熟悉的許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無意於對別人的救助和招呼，卻對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關注。
問題是，既然在咖啡館自築氣場之牆，為什麼不利用家裏的自然之牆呢？
其實，他們的氣場之牆是半透明的。他們並不是對周圍的一切無知無覺，隻不過已經把這種知覺泛化，泛化為對熱鬧人世的領會，對城市神韻的把握。這種泛化的知覺構不成對他們的具體幹擾，卻對他們極其重要，無跡無形又有跡有形，幾乎成了他們城市文化活動的前提和背景。
這裏就出現了一種生態悖論：身居鬧市而自辟寧靜，固守自我而品嚐塵囂，無異眾生而回歸一己，保持高貴而融入人潮。
這種生態悖論早已成為一種公約和默契，因此也不必擔憂市民來這裏探訪名家，形成圍觀。
但是，這種生態悖論又讓我們聯想到另一種與之完全倒逆的悖論。中國文人曆來主張“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講獨立，但是，雖散，卻遠遠窺探，雖散，卻單一趨同。法國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國文人即便迢迢千裏、素昧平生，也要探隱索微、如數家珍。
想到這裏，薩特和波娃經常來這裏的理由已經明白。他們坐在這裏時的神態和心情，與這八位客人如出一轍。於是，我懸念落地。
站起身來去上了一回廁所。廁所極小，隻能容一個便器，牆上有一些塗畫，我想薩特曾無數遍地辨認過。
從廁所出來，我對導演劉璐打個招呼，便對著鏡頭說：“今天這兒除了我們，還有八位客人，我想說一說他們的工作狀態……”
有人提醒：“薩特！薩特！”
我說，我就是在講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