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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門就後悔了，天那麼冷，還起得那麼早。
昨天與兩位在這裏留學的中國學生約好，今天起個大早去攀登牛津大學最高的聖瑪麗教堂。起個大早，是貪圖整個牛津還在沉睡時的抽象性，便於我們把許多有關它的想像填補進去。如果到了處處都是人影晃動的時刻，它就太具體了。
他們說，教堂的大門當然不會那麼早就開，但背後有一個小側門，裏邊有個咖啡館，供應早餐，即便未到開門時間也應該有人在忙碌了。這隻是推測，誰也沒有這麼早來過，比較有把握的是，如果能夠叫開這個小側門，就能找到登高的樓梯，他們從前就從那裏上去過。
找到那個小側門很容易，但要敲開它卻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輕，接連敲了幾十遍，都沒有人答應，隻好縮著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幾乎凍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終於等來了一個瘦個子中年男人，見我們已經凍成了臉青鼻子紅的模樣，連忙掏出鑰匙開門，問明我們不是來喝咖啡而是要來登高，便把我們引到了一個陳舊的內門口。
那裏有一個木梯，我帶頭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錯著向上，轉了兩個大彎換成了鐵梯。鐵梯很長，哐當哐當地攀踏了好久終於變成了僅能一人擠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樓中間懸下一根粗繩，供攀援者抓手。我已經氣喘籲籲，卻看見身邊牆上刻有大量攀登者的名字，有的可能是本校的畢業生，有的則是前來參觀的各國學者，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名字前還刻了國籍和所屬校名。
終於攀到了教堂的塔頂，很狹，僅可容身。冷風當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進處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個牛津覆蓋成一片銀白，萬窗垂簾，教授和學生都還沒有蘇醒。
這個塔頂，我在很多年前就閉眼想像過。那時正在寫作歐洲戲劇理論史，由伊麗莎白女王到牛津大學看莎士比亞戲劇這樣的事件為起因，回溯牛津曆史，知道這所大學曾與周圍居民一再發生衝突，而這座聖瑪麗教堂一度還是衝突的堡壘。
好像每次衝突都是從小酒館裏的口角開始的，快速發展到拳腳，然後兩方都一呼百應，釀成大規模鬥毆。當時的學生都是教會的修士，穿著具有宗教氣息的學袍，毆鬥起來隻見市民的雜色服裝與學生的黑色學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語裏一個對立組合的專門詞彙：“市袍”（town and gown），兩個隻差一個字母的冤家。這兩個冤家因文化觀念截然不同而完全無法調解，衝突最激烈時數千市民湧入大學進行圍攻，互相使用弓箭，兩方都有傷亡。我猜這座聖瑪麗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隘之勢衛護學生，二是以鍾聲發出戰鬥號令，三是射箭。但在這麼高的尖頂之上射箭顯然不行，當時站在這裏的應該是戰鬥的指揮者，便於居高臨下地觀察雙方陣勢。
大學生與市民打架，大學校長管不了，市長也管不了，隻能一次次請國王仲裁。本來英國的學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學，到十二世紀中葉英國法國成了對頭，國王就召回自己國家的學生，在牛津辦學。因此，牛津的大事確實關及國家痛癢，也隻有國王才能處理。不同的國王處理時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紀中葉那次大鬥毆後，愛德華三世才下令在這個教堂追悼毆鬥致死的學生，並把鬥毆開始的那一天當作紀念日，每年都要在這個教堂舉行儀式，規定牛津市的市長和士紳必須參加。
那場延綿久遠的衝突也有一個正麵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師生想離開這個一觸即發的環境，便東行八十公裏，在那裏繼續教學事業，這便是劍橋的雛形。
很多年後，一位劍橋校友又在美國辦了哈佛。
這麼一想，不禁對眼下的一片銀白愈加虔誠起來。牛津，這個樸素的意譯名詞，正巧表明這裏是真正意義上的渡口，一切有在，隻為了彼岸。
2
在鬥毆中成長起來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似乎是用漫長的時間在表明，自己與這塊土地有多大的差別。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離土地的方式出現的；一切叛離，都是以遭到圍攻的事實來證明的；一切圍攻，都是以對被圍攻對象的無知為共同特征的；一切無知，都是以昂貴的時間代價來獲得救贖的。
具體分析起來，當年一次次鬥毆的引起，學生也會有很大責任，例如因年輕氣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從總體而言，主要責任在市民，他們把自己保守、落後的生態看成是天下惟一合理的生態，因而產生了對他們不熟悉的生態的極度敏感和激烈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