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等了十來分鍾，聽到一聲熱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鏡的中年女士，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顯然她比較重要，因為她講話很多，無拘無束。
從她口裏越來越多聽到一個人的名字，說他要破例接待我們，今天一早就親自給她打電話作安排。我們問那人是誰，她一怔，然後笑了，說：“我以為你們都知道呢。他是國際法院副院長，今天特地空出時間來等你們。我現在正領你們去他的辦公室。”
這條路有點複雜，上二樓，走過一條長長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樓。她先領我們看了看各位大法官審案前開會的會議室，再看隔壁的審判庭。這兩個地方今天都空著，一派古典貴族式的莊嚴肅穆。
從審判庭出來，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們先做了一個手勢，然後在一個灰色的門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輕輕地敲了兩下。
才兩下，門就開了，站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老人，而且是一個中國老人！“你們來了？請進！請進！”——這更讓我吃驚了，居然滿口濃重的上海口音！
這便是堂堂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史久鏞大法官。
國際法院的法官由聯合國會議選舉產生。史先生在這裏極具威望，是國際法院的靈魂人物，但他並不代表中國。
他的辦公室分兩大間，外麵一間堆著各種文件和電腦，裏麵一間有他的大寫字台。寬寬的落地窗前有一個會客的空間，我們在那裏坐下了。窗外，是法國式的園林，卻又帶有英國園林的自然風味。
我們盡管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國際法院，但對它的了解實在太少，因此一開始就有許多最淺顯的問題期期艾艾地提了出來，他一聽就笑了。例如——
問：你們有事幹嗎？國與國，不是打仗就是談判，怎麼會想著打官司？
答：我們在這兒忙極了，堆滿了案件。你看，積壓在手邊的就是幾十宗。
問：你們判決以後，那些敗訴的國家會遵照執行嗎？
答：幾十年來隻有一個例外，美國。我們判它輸，但它不執行，事情遞交到安理會，它作為常任理事國投了否決票。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下屬機構，這樣一來就沒辦法了。
由此開始，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多，幾乎已經涉及到一切國際大事，但今天我們麵對的是一種與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語言方式。外交官囿於一國，卻旋轉著表裏兩層結構，看誰旋轉得漂亮，司謂腳盤固定而手法靈活。而他則相反，除了法律和正義，沒有固定的國家立場，也沒有言談的手法，全然是一種國際式的平正，毫無修飾和諱避。我們聽起來句句入耳，卻又有一點陌生。
就像過去一個大家族裏各個分立的門戶長年對峙，人們早已聽熟他們各自的立場，不知哪天突然來了一位“老娘舅”，他沒有立場，隻有規矩，大家一時有點吃驚。
他是一個國際公民，現在住在海牙，但要經常回上海省親。以前他長期居住在上海，我問他住在上海何處，他說原來住在華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動遷了。
我們又問，既然經常回上海，會不會像剛才與我們談的那樣，與國內法律界的朋友談談國際法律精神？
這位國際大法官淡淡地說：“我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每次回上海，隻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著國際間最纏人的麻煩事，卻明確聲言“不善於交際，也不喜歡交際”，這就突然讓我們明白，人們一般理解的“交際”，究竟是什麼含義。
我略微有點走神，思路飄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帶：踩踏著秋天的落葉，漫步著一位極普通的老人，誰也不知道他是誰。
由此聯想到，我在與香港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交談時聽到他的上海口音，在電視裏聽到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總覺得如果沒有現代傳媒，他們也會這麼靜靜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頭，無人注意。這是因為，這種口音帶有一種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無身份特征。中國最早進入市民社會的地方，把現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語言中。沒有等級，沒有火氣，沒有警句，沒有哲言，不擅譏諷，也不會激烈，卻能藏龍臥虎、深不可測。
史久鏞大法官比董建華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長了一輩，眼光更加淡然，腳步更加緩慢。
過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當然上海不會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們坐在街邊長椅上對於剛剛聽來的國際新聞高談闊論，也許，背後有一道蒼老而淡然的目光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