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並不繁榮，也不蕭條。它的建築偏向於陳舊，卻又拿不出羅馬、巴黎那種把世界各國旅行者都能鎮住的著名古跡。街道沒有英雄氣概，充滿了安適情調，卻又安適得相當嚴肅，這在歐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適就不會長久嚴肅，而嚴肅又總蘊藏著某種英雄氣概。
斯德哥爾摩的這種氣氛，呈現了瑞典人的政治選擇和經濟選擇，而現在，主要是經濟選擇。
瑞典的社會經濟體製不能代表歐洲，但它用有效的實踐體現了一條思路，不妨多看幾眼。
瑞典在曆史上也是戰火不斷、忽強忽弱，但從十九世紀初期開始，它獲得了專心進行經濟建設的大塊時間。那年代世界上戎馬倥傯、喊殺陣陣，各種陳舊的文明和新興的文明都為榮譽、國土和橫財而耗盡元氣，隻有瑞典記住過去的教訓，一門心思發展工業，並進行了以民主、人權為核心的社會改革。等到一百年過去，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瑞典由於嚴守中立而幸免於難，這就使它進一步避開了世界上其他許多強國避不開的嚴重損耗，富裕發達的程度已是世界領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發達，而是在這個基礎上推行了比較徹底的社會福利政策。開始是為了在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救濟失業工人，扶持農村經濟，解決勞資糾紛，便以政府的力量擴展公共工程，管製對外貿易，廣泛發行公債，提高稅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僅躲開了普遍蕭條的陰影，而且奇跡般地促進了經濟的全麵發展，社會的空前安定，於是全國上下、各派政黨都首肯了這個社會經濟模式。
順著這條道路，瑞典漸漸建立起了一個被稱之為“從搖籃到墳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係統。既實現了古往今來很多社會改革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又沒有付出社會動蕩和極權專製的慘重代價。這不僅把鄰近的東歐、蘇聯比得十分狼狽，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資本主義，於是引起世界矚目。北歐的鄰國如丹麥、挪威則競相仿效，一時蔚成氣候。
但是，問題終究冒出來了。
就像一個家庭，家長認真治家，家產平均分配，人人無須擔憂，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羨慕，卻滋長了內在的惰性，減損了對外的活力，可謂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義常常掩蓋著某種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國營企業裏的高薪階層曾為抗議政府的平均主義政策而舉行了長達六星期的罷工。高福利、高稅收所帶來的生產成本提高、競爭能力降低、大批資金外流則以一種無聲的方式在天天發生。更嚴重的是，社會福利的實際費用是一個難以控製的無底洞，直接導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貨膨脹。最後連瑞典皇家科學院諾貝爾經濟獎委員會主席阿·林德貝克先生都歎息了：福利國家的體製帶來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與現代高新科技脫節的傳統工業，本是瑞典的世紀性驕傲，卻轉眼成了它的世紀性包袱。傳統工業的生產費用越來越高，國營企業的無效開支越來越大，結果效益倒退、失業增加。失業有福利保證，但福利卻無法阻止頹勢。應該有一批富有冒險精神的闖將來重整局麵，但平均主義的體製又壓抑了這種可能。
於是，一場靜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會經濟體製骨子裏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