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西方新聞界和經濟學界喜歡把瑞典的社會經濟體製說成是介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現在世界局勢發生變化，人們不再認為有設定這種中間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個坐標，大家企圖在它和美國之間找一條新的中間道路。
我想其間原因，就在於瑞典的社會經濟結構體現了一種對理性秩序、社會公平和公共道義的追求，而這一切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過頭了，嚐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這種追求，麵臨的危機更大，而且這種危機將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對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擔憂。
偶爾讀到美國《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學者寫的文章，很能代表這種思路。他說，不管人們如何把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沒有一個西方國家願意在司法、國防、教育和通信業上全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也沒有一個正常的西方人願意生活在一個可以用金錢買賣法院判決、私人護照、無線電波、生化技術、飲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國家。自由市場經濟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與西方文明的另一個支柱民主政治體製就有很尖銳的矛盾。例如市場經濟重在人與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與人的平等；市場經濟重在人的使用價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權利；市場經濟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市場經濟重在個體自由行為，民主政治重在少數服從多數；……阿塔利悲觀地預言，在這兩者的矛盾中，勝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場經濟，市場專製終究會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會公平、公共道義將難於留存。但這樣一來，等於一個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廈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潰。瑞典模式的衰微，更增加了這種悲觀情緒。
我覺得這位阿塔利顯然是把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之間的矛盾磨削得過於尖銳、對應得過於整齊了。但是他對自由市場經濟曆包含的內在悖論，表現出了一種清醒。其實，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並不在於遇到了民主政治，而在於它在今天必然導致全球經濟一體化，從而造成對各種弱勢群落的不公，引發嚴重的衝突。
並非危言聳聽，現在，人類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麵臨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危險處境，一係列全球性法規的製訂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場經濟為最終驅動的發展活力，以民主政治體製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製，能否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協調並一起麵對危機？時至今日，各國熱衷的仍然是自身的發展速度，掩蓋了一係列潛在的全球性災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慢吞吞、暖洋洋的瑞典模式更值得我們關注。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原則，令人感動。他們很有說服力地展現出這樣一係列邏輯關係：社會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來實現，人民的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正常秩序靠社會保障來實現，社會保障靠公民義務來實現。因此，財產必須體現於義務，自由必須體現於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其實，這已觸及到人類的終極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