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子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養生主》
一
莊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縣東北）。宋在戰國時屬魏，魏都大梁，因又稱梁。《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田子方》、《徐無鬼》兩篇於魏文侯、武侯稱諡，而《則陽篇》、《秋水篇》逕稱惠王的名字，又稱公子，《山木篇》又稱為王，《養生主》稱文惠君，看來他大概生於魏武侯末葉，現在姑且定為周烈王元年（前375年）。他的卒年，馬敘倫定為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大致是不錯的。
與他同時代的惠施隻管被梁王稱為“仲父”，齊國的稷下先生們隻管“皆列第為上大夫”，荀卿隻管“三為祭酒”，呂不韋的門下隻管“珠履者三千人”，--莊周隻管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莊子·外物篇》說他“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山木篇》說他“衣大布而補之，正係履而過魏王。”這兩件故事是否寓言，不得而知，然而拿這所反映的一副窮措大的寫照，加在莊周身上，決不冤枉他。我們知道一個人稍有點才智，在當時，要交結王侯，賺些名聲利祿，是極平常的事。《史記》稱莊子“其學無所不窺”，又說他“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莊子的博學和才辯並不弱似何人，當時也不是沒人請教他，無奈他脾氣太古怪，不會和他們混，不願和他們混。據說楚威王遣過兩位大夫來聘他為相，他發一大篇議論，吩咐他們走了。《史記》又說他做過一晌漆園吏，那多半是為糊口計。吏的職分真是小得可憐，談不上仕宦，可是也有個好處--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剝奪人的自由。莊子一輩子隻是不肯做事，大概當一個小吏，在莊子，是讓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據他自己的學說，做事是不應當的，還不隻是一個人肯不肯的問題。但我想那是憤激的遁辭。他的實心話不業已對楚王的使者講過嗎？
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國有個曹商，為宋王出使到秦國，初去時，得了幾乘車的俸祿，秦王高興了，加到百乘，這人回來，碰見莊子，大誇他的本領，你猜莊子怎樣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車之多也？子行矣！
話是太挖苦了，可是當時宦途的風氣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種情況之下，即使莊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們根據現在的《莊子》三十三篇中比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蹤，知道他到過楚國一次，在齊國待過一晌，此外似乎在家鄉的時候多。和他接談過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國人。《田子方篇》見魯哀公的話，毫無問題是寓言；《說劍》是一篇贗作，因此見趙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莊子釣於濮水”，“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遊乎雕陵之樊”，“莊子行於山中，……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這一類的記載比較合於莊周的身分，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這裏猜出他的生活的一個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謂“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的一種人。我們不能想象莊子那人，朱門大廈中會常常有他的足跡，盡管時代的風氣是那樣的，風氣幹莊周什麼事？況且王侯們也未必十分熱心要見莊周。憑白的叫他挖苦一頓做什麼！太史公不是明講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嗎？
惠子屢次攻擊莊子“無用”。那真是全不懂莊子而又懂透了莊子。莊子誠然是無用，但是他要“用”做什麼？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這樣看來，王公大人們不能器重莊子，正合莊子的心願。他“學無所不窺”，他“屬書離辭，指事類情”，正因犯著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諱，裝出那“其臥徐徐，其覺於於，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的一副假癡假騃的樣子，以求自救。
歸真的講，關於莊子的生活，我們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關於他的軼事，可是誰能指出那是寓言，那是實錄？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雖不好坐實為莊子的信史，卻滿足以代表他的性情與思想；那起碼都算得畫家所謂“得其神似”。例如《齊物論》裏“莊周夢為蝴蝶”的談話，恰恰反映著一個瀟灑的莊子；《至樂篇》稱“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著一個放達的莊子；《列禦寇篇》所載莊子臨終的那段放論，也許完全可靠：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其餘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不勝枚舉，每一事象征著莊子人格的一方麵，綜合的看去，何嚐不儼然是一個活現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們知道是萬無可疑的，惠施在莊子生活中占一個很重要的位置。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敵。他的思想行為，一切都和莊子相反，然而才極高，學極博，又是和莊子相同的。他是當代最有勢力的一派學說的首領，是魏國的一位大政治家。莊子一開口便和惠子抬扛；一部《莊子》，幾乎頁頁上有直接或間接糟蹋惠子的話。說不定莊周著書的動機大部分是為反對惠施和惠施的學說，他並且有誣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時候。據說（大概是他的弟子們造的謠言）莊子到梁國，惠子得著消息，下了一道通緝令，滿城搜索了三天。說惠子是怕莊子來搶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莊子。假如那事屬實，大概惠子是被莊子毀謗得太過火，為他辦事起見，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後，莊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歎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兩人本是旗鼓相當的敵手，難怪惠子死了，莊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國的惠子之外，莊子不見得還有多少朋友。他的門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為“莊子當時亦無人宗之，他隻在僻處自說”，像是對的。孟子是鄒人，離著蒙不甚遠，梁、宋又是他到過的地方，他辟楊墨，沒有辟到莊子。《屍子》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沒有提及莊子。《呂氏春秋》也有同類的論斷，從老聃數到兒良，偏漏掉了莊子。似乎當時隻有荀卿談到莊子一次，此外絕沒有注意到他的。
莊子果然畢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後還埋沒了很長的時期。西漢人講黃老而不講老莊。東漢初班嗣有報桓譚借《莊子》的信劄，博學的桓譚連《莊子》都沒見過。注《老子》的鄰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劉向、毋丘望之、嚴遵等都是西漢人，兩漢竟沒有注《莊子》的。莊子說他要“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幾乎要達到目的，永遠湮沒了。但是我們記得，韓康徒然要向賣藥的生活中埋名，不曉得名早落在人間，並且恰巧要被一個尋常的女子當麵給他說破。求名之難哪有逃名難呢？莊周也要逃名；暫時的名可算給他逃過了，可是暫時的沉寂畢竟隻為那永久的赫烜作了張本。
一到魏、晉之間，莊子的聲勢忽然浩大起來，崔譔首先給他作注，跟著向秀、郭象、司馬彪、李頤都注《莊子》。像魔術似的，莊子忽然占據了那全時代的身心，他們的生活，思想，文藝，--整個文明的核心是莊子。他們說：“三日不讀老莊，則舌本間強。”尤其是《莊子》，竟是清談家的靈感的泉源。從此以後，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他的書成了經典。他屢次榮膺帝主的尊封。至於曆代文人學者對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別的聖哲，我們也崇拜，但哪像對莊子那樣傾倒、醉心、發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