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庖丁對答文惠君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這句話的意義，若許人變通的解釋一下，使恰好可以移作莊子本人的斷語。莊子是一位哲學家，然而侵入了文學的聖域。莊子的哲學，不屬本篇討論的範圍。我們單講文學家莊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當作文學的核心看待的，對於思想本身，我們不加批評。
古來談哲學以老、莊並稱，談文學以莊、屈並稱。南華的文辭是千真萬真的文學，人人都承認。可是《莊子》的文學價值還不隻在文辭上。實在連他的哲學都不像尋常那一種矜嚴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皺眉頭、絞腦汁的東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絕妙的詩。
一壁認定現實全是幻覺，是虛無，一壁以為那真正的虛無才是實有，莊子的議論，反來複去，不外這兩個觀點。那虛無，或稱太極，或稱涅槃，或稱本體。莊子稱之為“道”。他說：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鬥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們都會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卻不像莊子那樣熱忱的愛慕它。在這裏，莊子是從哲學又跨進了一步，到了文學的封域。他那嬰兒哭著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悵惘、聖睿的憧憬、無邊無際的企慕、無涯岸的豔羨，便使他成為最真實的詩人。
然而現實究竟不容易抹煞，即使你說現實是幻覺，幻覺的存在也是一種存在。要調解這衝突：起碼得承認現實是一種寄寓，或則像李白認定自己是“天上謫仙人”，現世的生活便成為他的流寓了。“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仿佛說，那“無”處便是我們真正的故鄉。他苦的是不能忘情於他的故鄉。“舊國舊都，望之悵然”，是人情之常。縱使故鄉是在時間以前，空間以外的一個縹緲極了的“無何有之鄉”，誰能不追憶，不悵望？何況羈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齷齪、逼仄、孤淒、煩悶？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莊子的著述，與其說是哲學，毋寧說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運用思想，與其說是尋求真理，毋寧說是眺望故鄉，咀嚼舊夢。他說：“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一種客中百無聊賴的情緒完全流露了。他這思念故鄉的病意，根本是一種浪漫的態度，詩的情趣。並且因為他鍾情之處，“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廣大無邊，幾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態度中又充滿了不可逼視的莊嚴。是詩便少不了那一個哀豔的“情”字。《三百篇》是勞人思婦的情；屈、宋是仁人誌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隻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聖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辟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情種；若講莊子是詩人，還不僅是泛泛的一個詩人。
或許你要問《莊子》的思致誠然是美，可是哪一種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見得《莊子》便是文學？你說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豔多於情感的溫馨，他的姿態也是瘦硬多於柔膩，那隻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緒的美。不錯。不過你能為我指出思想與情緒的分界究竟在哪裏嗎？唐子西在惠州給各種酒取名字，溫和的叫做“養生主”，勁烈的叫做“齊物論”。他真是善於飲酒，又善於讀《莊子》。《莊子》會使你陶醉，正因為那裏邊充滿了和煦的、鬱蒸的、焚灼的各種溫度的情緒。向來一切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哲學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莊子》的文學，隻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驟然體驗不到。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是就下界的人們講的，你若真是隸籍仙靈，何至有不勝寒的苦頭？並且文學是要和哲學不分彼此，才莊嚴，才偉大。哲學的起點便是文學的核心。隻有淺薄的、庸瑣的、渺小的文學，才專門注意花葉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寶貴的類似哲學的仁子。無論《莊子》的花葉已經夠美茂的了；即令他沒有發展到花葉，隻他那簡單的幾顆仁子，給投在文學的園地上，便是莫大的貢獻，無量的功德。
三
講到文辭，本是莊子的餘事，但也就夠人讚歎不盡的，講究辭令的風氣，我們知道，春秋時早已發育了；戰國時縱橫家及以孟軻、荀卿、韓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夠好了，但充其量隻算是辭令的極致，一種純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難得有獨立的價值。莊子可不然，到他手裏，辭令正式蛻化成文學了。他的文字不僅是表現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種目的。對於文學家莊子的認識，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討論其他諸子，隻講思想，談到莊周，大半是評論文辭的話。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態縱而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從寓言為廣。……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這可見莊子的文學色彩，在當時已瞞不過《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於莊子自己的手筆，他簡直以文學家自居了。）至於後世的文人學者，每逢提到莊子，誰不一唱三歎的頌揚他的文辭？高似孫說他：
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迤演，如長江、大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摶。
趙秉忠把他和列子並論，說他們：
摛而為文，窮造化之姿態，極生靈之遼廣，剖神聖之渺幽，探有無之隱賾……
嗚呼！之鳴，風水之運，吾靡得覃其奇矣！
淩約言講得簡括而尤其有意致：
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
讀《莊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與文字，外型與本質的極端的調和，那種不可捉摸的渾圓的機體，便是文章家的極致；隻那一點，便足注定莊子在文學中的地位。朱熹說莊子“是他見得方說到”，一句極平淡極敷泛的斷語，嚴格的講，古今有幾個人當得起？其實在莊子，“見”與“說”之間並無因果的關係，那譬如一麵花，一麵字，原來隻是一顆錢幣。世界本無所謂真純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學裏，思想別無存在的餘地；同時，是一個字，便有它的涵義，文字等於是思想的軀殼，然而說來又覺得矛盾，一拿單字連綴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達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講自然現象中有一種無光的火，或無火的光，你肯信嗎？在人工的製作裏確乎有那種文字與思想不碰頭的偏枯的現象，不是詞不達意，便是詞浮於理。我們且不講言情的文，或狀物的文。言情狀物要做到文辭與意義兼到，固然不容易，純粹說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難，幾乎不可能。也許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說理文根本排出文學的範圍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一樣的可笑。要反駁那種謬論，最好拿《莊子》給他讀。即使除了莊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證人來，那也不妨。就算莊子造了一件靈異的奇跡，一件化工罷了--就算莊子是單身匹馬給文學開拓了一塊新領土，也無不可。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圓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許什麼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於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便使你加倍的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對找不到，以後，遇著的機會確實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