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要的是純粹的文學,在莊子那素淨的說理文的背景上,也有著你看不完的花團錦簇的點綴--斷素、零紈、珠光、劍氣、鳥語、花香--詩、賦、傳奇、,種種的原料,盡夠你欣賞的、采擷的。這可以證明如果莊子高興做一個通常所謂的文學家,他不是不能。

他是一個抒情的天才。宋祁、劉辰翁、楊慎等極欣賞的--

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

果然是讀了“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則陽篇》也有一段極有情致的文字: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台懸眾間者也?

明人吳世尚曰:“《易》之妙妙於象,《詩》之妙妙於情;《老》之妙得於《易》,《莊子》妙得於《詩》。”這裏果然是一首妙絕的詩--外形同本質都是詩: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這比屈原的《天問》何如?歐陽修說:“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隻講對了作者的一種“白戰不許持寸鐵”的妙技,至於他那越世高談的神理,後世除了李白,誰追上他的蹤塵?李白仿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們也錄來看看: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曆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古來最善解《莊子》的莫如宋真宗。張端義《貴耳集》載著一件軼事。說他:“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這真是一種奇妙批評《莊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鷺說:“向秀、郭象、應遜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所謂“神理”正指詩中那種最飄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莊子又是一位寫生的妙手。他的觀察力往往勝過旁人百倍,正如劉辰翁所謂“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他知道真人“淒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則“屍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馬“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又看見“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他又知道“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一部《莊子》中,這類的零星的珍玩,搜羅不盡。可是能刻畫具型的物體,還不算一回事,風是一件不容易描寫的東西,你看《齊物論》裏有一段奇文:

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窪者,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意那寫的是風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風賦》隻寫了風的表象。

討論莊子的文學,真不好從哪裏講起,頭緒太多了,最緊要的例如他的諧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誕的,幽渺的,新奇的,穠麗的各種方向,有所謂“建設的想象”,有幻想;就諧趣講,也有幽默,詼諧,諷刺,謔弄等等類別。這些其實都用得著專篇的文字來討論,現在我們隻就他的寓言連帶的談談。

寓言本也是從辭令演化來的,不過莊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為一種文藝,是從莊子起的。我們試想《桃花源記》、《毛穎傳》等作品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便明了莊子的貢獻。往下再不必問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遊記》,《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說是莊子的賜予。《寓言篇》明講“寓言十九”。一部《莊子》幾乎全是寓言,我們暫時無需舉例。此刻急待解決的,倒是何以莊子的寓言便是文學。講到這裏,我隻提到前麵提出的諧趣與想象兩點,你便恍然了,因為你知道那兩種質素在文藝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國文學中,更是那樣鳳毛麟角似的珍貴,若不是充滿了他那雋永的諧趣,奇肆的想象,莊子的寓言當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遊士說客的寓言,沒有區別。諧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設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結果便愈能發人深省--這才是莊子的寓言。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且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莊子的寓言竟有快變成唐、宋人的傳奇的。他的“母題”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義,然而對於故事的本身--結構、描寫、人格的分析,“氛圍”的布置,……他未嚐不感覺興味。

儒以詩禮發塚,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以及敘庖丁解牛時的細密的描寫,還有其他的許多例,都足見莊子那家的手腕。至於書中各種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離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極生動,極有個性的人物。

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針治繲,足以餬口,鼓莢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裏最具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醜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界;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者,則推莊子。誠然《易經》的“載鬼一車”,《詩經》的“牂羊墳首”早已開創了一種荒怪醜惡的趣味,但沒有莊子用得多而且精。這種以醜為美的興趣,多到莊子那程度,或許近於病態;可是誰知道,文學不根本便犯著那嫌疑呢!並且莊子也有健全的時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講健全有能超過這樣的嗎?單看“肌膚若冰雪”一句,我們現在對於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觀念,何嚐不也是二千年前莊子給定下的標準?其實我們所謂健全不是莊子的健全,我們講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無趾“猶有尊足者存”,王駘“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於法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莊子自有他所謂的健全,似乎比我們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百步講,認定精神不能離開形骸而單獨存在;那麼,你又應注意,莊子的病態中是帶著幾分詼諧的,因此可以稱為病態,卻不好算作墮落。

(原載1929年11月10日《新月》第2卷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