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屈原，自己一個文化奴隸，站起來又被人擠倒，他這段話真是有慨乎言之啊！一個文化奴隸（孫先生叫他做“文學弄臣”）要變做一個政治家，到頭雖然失敗，畢竟也算翻了一次身，這是文化發展的迂回性的另一方麵。
六
中國文學有兩個截然不同的傳統，一個是《詩經》，一個是《楚辭》，曆來總喜歡把它們連成一串，真是癡人說夢。《詩經》不屬本文的範圍，姑且不去管它。關於《楚辭》這傳統的來源，從來沒有人認真追究過，對於它的價值，也很少有正確的估計。我以為在傳統來源問題的探究上，從前廖季平先生的《離騷》即秦博士的《仙真人詩》的說法，是真正著上了一點邊兒，此外便要數孫先生這次的“發疑”，貢獻最大。像孫先生這樣的看法，正如上文說過的，我從前也想到了。但我以為光是這樣的看法，並不能解決《離騷》全部的問題，質言之，依孫先生的看法，隻可以解釋這裏麵男人為什麼要說女人話，還不能解釋人為什麼要說鬼話（或神話）。自“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餘上征”以下一大段，中間講到羲和，望舒，飛廉，雷師，講到宓妃，有娀，有虞二姚，整個離開了這個現實世界，像這類的話，似乎非《仙真人詩》不足以解釋。（當然不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詩》，屈大夫為什麼不也可以作這樣的詩呢！）關於這點的詳細論證，此地不能陳述。總之，我不相信《離騷》是什麼絕命書，我每逢讀到這篇奇文，總仿佛看見一個粉墨登場的神采奕奕，瀟灑出塵的美男子，扮演著一個什麼名正則，字靈均的“神仙中人”說話，（毋寧是唱歌。）但說著說著，優伶丟掉了他劇中人的身分，說出自己的心事來，於是個人的身世，國家的命運，變成哀怨和憤怒，火漿似的噴向聽眾，炙灼著，燃燒著千百人的心--這時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戲，還是罵街吧！從來藝術就是教育，但藝術效果之高，教育意義之大，在中國曆史上，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
《詩經》時代是一個樸質的農業時代，《三百篇》的藝術效果雖低，但那裏藝術與教育是合一的。到了戰國，商業資本起來了，藝術遂隨著貴族生活的驕奢淫逸，而與教育脫節，變成了少數人縱欲的工具，因之藝術工作者也就變成了為少數人製造這種工具的工具。這現象在《詩經》時代是沒有的。屈原的功績，就是在戰國時代進步的藝術效果之基礎上，恢複了《詩經》時代的教育意義，那就是說，恢複了《詩經》時代藝術的健康性，而減免了它的樸質性。從奴隸製度的糞土中不但茁生了文學藝術，而且這文學藝術裏麵還包含了作為一切偉大文學藝術真實內容的教育意義，因此，奴隸不但重新站起來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導師。《離騷》之堪“與日月爭光”，真能如孫先生所說，是“漢以還人誤解”了嗎？
七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孫先生的誤會，是把事實看倒了頭，那便是說，事實本是先有弄臣，而後變成文人，（而且不是一個尋常的文人！）孫先生卻把它看成先有文人，而後變成弄臣。這一來，真是“失之毫厘，謬以千裏”了！依我們的看法，是反抗的奴隸居然掙脫枷鎖，變成了人，依孫先生的看法，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變了奴隸，二者之間，何啻天淵之隔！沒有人願做奴隸，沒有人願看著好好的人變成奴隸，更沒有人願看見他自己的偶像變成奴隸，所以依照孫先生指出的事實，加上他的看法，文藝界對他群起而攻之，是極自然的現象，反之，假如他們不這樣做，那倒可怪哩！
我曾經深思過，以孫先生的博學和卓識，何以居然把事實看倒了頭呢？恕我不敬，我的解答是下麵這一連串東西：士大夫的頑固的道德教條主義--統治階級，剝削階級的優越感--封建生產關係的狹隘性的殘餘意識，因為上述的這些毒素，因為壓迫者對於被壓迫者的本能的嫌惡，孫先生一發現屈原的那種身分，便冒火，他是“嫉惡如仇”的，所以要“除惡務盡”，他的正義感使他不問青紅皂白，看見奴隸就拳打腳踢，因此他雖沒有把一切於屈原有利的都否認了，他確乎把一切於他有損的都誇大了。“缺少屈原也沒來頭，……即使我真是‘信口開河’……也不應得什麼罪過，”他還說。先生！這就是罪過。對奴隸，我們隻當同情，對有反抗性的奴隸，尤當尊敬，不是嗎？然而，摧殘屈原的動機是嫌惡奴隸，救護屈原的動機也還是嫌惡奴隸啊！文藝界也是見奴隸就冒火的，所以聽人說屈原是奴隸就冒火。為了嫌惡奴隸，他們與孫先生是同樣的勇敢，因為在這社會製度下，對於被壓迫者，人人都是迫害狂的病患者啊！
我們當怎樣估計過去的每一個偉大藝術家呢？高爾基指示我們說，應該從兩方麵來著眼，一方麵是作為“他自己的時代之子”，一方麵就是作為“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而具有全世界曆史意義的鬥爭的參加者”。我們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著兩個屈原，一個是“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的集體精神的屈原，一個是“露才揚己，怨懟沉江”的個人精神的屈原。在前一方麵，屈原是“他自己的時代之子”，在後一方麵，他是“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的鬥爭的參加者”。他的時代不允許他除了個人搏鬥的形式外任何鬥爭的形式，而在這種鬥爭形式的最後階段中，除了懷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確乎鬥爭過了，他是“一個為爭取人類解放而具有全世界曆史意義的鬥爭的參加者”。如果我也是個“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別從這一方麵上著眼來崇拜他的。
（原載1945年10月《中原》第2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