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除一部分尚未達到奴隸社會階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類的曆史便是一部奴隸解放史。在我們的曆史上，最下層的離開貴族（奴隸領主）最遠的農業奴隸，大概最先被解放。次之是工商業奴隸。在古代自足式的社會裏，庶民的衣食器用都不必假手於人，所以在民間，工商是不成其為獨立職業的。隻養尊處優的貴族們，才需要並且能夠豢養一群工商奴隸，給他們製造精巧的器具，采辦珍奇的貨物。商處於市井，是在貴族都邑的城圈內的，工處於官府，簡直在貴族家裏了。這兩種奴隸被解放的時期的先後，便依他們所在地離開貴族的遠近而定，但比起農人來，可都晚得多了。
但解放得最晚的，還是那帖緊的圍繞著主人身邊，給主人充廝役，聽差遣，供玩弄，和當清客--總而言之，在內廷幫閑的奴隸集團。這其間所包括的人物，依後世的說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倖臣，最卑賤的宮娥太監，較高等的樂工舞女和各色技藝人才，以及扈從遊宴的“文學侍從之臣”等等。論出身，他們有的本是貴族，或以本族人而獲罪，降為皂隸，或以異族人而喪師亡國，被俘為奴，或以出國為“質”，不能返國，而淪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隸的子孫世襲為奴隸的。若就男性的講，因為本是貴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舉止嫻雅，而知識水準也相當高。從此我們可以明白，像這樣的家內奴隸（包括孫先生所謂“文學弄臣”在內），身分雖低，本質卻不壞，職事雖為公卿大夫們所不齒，才智卻不必在他們之下。他們確乎是時代的犧牲者，當別的奴隸階層（農，工，商）早已獲得解放，他們這群狐狸，兔子，鸚鵡，山雞，和金魚，卻還在金絲籠和玻璃缸裏度著無愁的歲月，一來是主人需要他們的姿色和聰明，舍不下他們，二來是他們也需要主人的飼養和鑒賞，不願也不能舍棄主人。他們不幸和主人太帖近了，主人的恩澤淹滅了他們的記憶，他們失去自由太久了，便也失去了對自由的欲望。他們是被時代犧牲了，然而也被時代玉成了。玲瓏細致的職業，加以悠閑的歲月，深厚的傳統，給他們的天才以最理想的發育機會，於是奴隸製度的糞土中，便培養出文學藝術的花朵來了。沒有弄臣的屈原，哪有文學家的屈原？曆史原是在這樣的迂回過程中發展著，文化也是在這樣的迂回中成長的。
四
更重要的是奴隸製度不僅產生了文學藝術，還產生了“人”。本來上帝沒有創造過主人和奴隸，他隻創造了“人”，在血液中，屈原和懷王尤其沒有兩樣（他們同姓），隻是人為的製度，把他們安排成那可恥的關係。可是這裏“人定”並沒有“勝天”，反之，倒是人的罪孽助成了天的意誌。被讒，失寵和流落，誘導了屈原的反抗性，在出走和自沉中，我們看見了奴隸的脆弱，也看見了“人”的尊嚴。先天的屈原不是一個奴隸，後天的屈原也不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之不能完全不是一個奴隸，我們應該同情，（那是時代束縛了他。）他之能不完全是一個奴隸，我們尤其應該欽佩，（那是他在掙脫時代的束縛。）要了解屈原的人格，最好比較比較《離騷》和《九辯》。
伏（服）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餘心之可懲？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九辯》裏何曾發過這樣的脾氣！尤其那兩篇的結尾--一邊是：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
一邊是：
願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那堅強的決裂，和這“臨去秋波那一轉”，是多麼有諷刺性的對照！我同意孫先生從宋玉的身分裏看屈原的身分，但我不相信從宋玉的人格裏找尋到屈原的人格，因此我不同意孫先生的“以情推度”，說“若《高唐賦》、《神女賦》這類的作品屈原當也寫了不少”。
我也不十分同意孫先生隻稱許一個“天質忠良”、“心地純正”和“忠款與熱情”的屈原。這些也許都是實情，但我覺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無寧是孤高與激烈。這正是從《卜居》、《漁父》的作者到西漢人對屈原的認識。到東漢，班固的批評還是“露才揚己，怨懟沉江”和什麼“不合經義”，這裏語氣雖有些不滿，認識依然是正確的。大概從王逸替他和儒家的經術拉攏，這才有了一個純粹的“忠君愛國”的屈原，再經過宋人的吹噓，到今天，居然成了牢不可破的觀念。可是這中間，我記得，至少還有兩個人了解屈原，一個是那教人“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的王孝伯，一個是在《通鑒》裏連屈原的名字都不屑一提的司馬光，前者一個同情的名士，後者一個敵意的腐儒，都不失為屈原的知己，一個孤高激烈的奴隸，決不是一個好的奴隸，所以名士愛他，腐儒恨他。可是一個不好的奴隸，正是一個好的“人”。我在孫先生的第二篇文章裏領教過他的“火氣”哲學，十分欽佩。如今孫先生察覺了屈原的“脂粉氣”而沒有察覺他的“火氣”，這對屈原是不大公平的。
五
孫先生承認“陪著楚王玩耍或歌舞的人物，有時要詼笑嫚戲，有時也要出入宮廷，傳達命令”。既然常傳達命令，則日子久了，幹預政治，是必然之勢。既有機會幹預政治，就可能對政治發生真實的興趣。“天質忠良”、“心地純正”的屈原，為什麼對當時的政治，不是真心想“竭忠盡智”呢？孫先生說屈原的“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與孔孟之稱道古帝王不同，“他的著重點都隻在懷王對他寵信不終，而聽信讒言，疏遠了他這一種為自己身上的打算上”。我隻知道聖人也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的，為什麼孔孟的稱道古帝王是完全為別人打算，屈原的稱道就完全為自己呢？並且什麼古代聖主賢臣，風雲際會，打得火熱的那一套，也不過是當時的老生常談而已，除老莊外，先秦諸子哪一家不會講？何隻孔孟？
孫先生大概認定弄臣隻是弄臣，其餘一切，尤其國家大事，便與他們無幹，所以不相信《史記》裏那些關於屈原政治生活的記載。《史記·屈原傳》未必全部可靠，正如《史記》的其它部分一樣，但那不能不說是“事出有因”。孫先生說它沒有“史源”，許是對的。但說是“史源”便可靠，是“傳說”便全無價值，卻不盡然。依我看來，倒是官方或半官方式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間道聽途說式的“傳說”，十有八九是真話。你不能專從字麵上讀曆史，《史記·屈原傳》盡管是一筆糊塗賬，可是往往是最糊塗的賬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實。從來“內廷”和“外廷”的界限就分不清楚，屈原是個文學弄臣，並不妨礙他是個政治家。從“贅婿”出身的淳於髡，不正是個“滑稽多辯”的文學弄臣嗎？如果孫先生不又抹煞“傳說”的話，淳於髡不也曾帶著“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為齊使趙，而得到成功嗎？因此，我們又明白了，“滑稽多辯”是弄臣必需的條件，也是使臣必需的條件，正如作為辭賦起源的辭令，也就是那人臣們“使於四方”用以“專對”的辭令，“登高能賦”是古代“為大夫”的資格，也合了後世為弄臣，為使臣的資格，弄臣與使臣，職務雖然兩樣，人物往往不妨隻有一個，也許正因屈原是一個“博聞強誌……嫻於辭令”的漂亮弄臣，才符合了那“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漂亮外交家的資格。戰國時代本不是一個在傳統意義下講資格，講地位的時代，而是一個一切價值在重新估定的時代，那年頭誰有活動的能力，便不愁沒有活動的機會。講到身分，蘇秦、張儀也夠卑賤的，然而不妨礙他們致身卿相，然則在另一屬性上身分也是卑賤的屈原，何以不能做三閭大夫和左徒呢？在屈原看來，從來倒是“肉食者鄙”，而你看，奴隸群中卻不斷的站起了輝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