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久以前，在成都，因孫次舟先生闖了一個禍，久不聽見的文學史問題爭論戰又熱鬧過一陣。在昆明不大能見到那邊的報紙和刊物，所以很少知道那回事的。但孫先生提出的，確乎是個重要問題，它不但屬於文學史，也屬於社會發展史的範圍，如果不是在戰時，我想它能吸引更廣大的，甚而全國性的熱烈的注意。然而即使是戰時，在適當的角度下，問題還是值得注目的。
孫先生說屈原是個“文學弄臣”，為讀者的方便，我現在把他的四項論證，敘述如下。
（一）《史記》不可靠。司馬遷作《屈原傳》，隻憑傳說，並沒有“史源”，所以那裏所載的屈原事跡，都不可靠。（論據從略。）
（二）戰國末年純文藝家沒有地位。孫先生認為文人起於春秋戰國間，那時政論家已經取得獨立的社會地位，純文藝家則沒有。這情形到戰國末年--屈宋時代，還是一樣，就是西漢時也還沒有多大改變，所以東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見視如倡”，司馬相如雖有點政治才能，仍靠辭賦為進身之階。（一多案：也得仰仗狗監推薦！）甚至連司馬遷都歎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孫先生又說，經過西漢末揚雄、桓譚、馮衍等的爭取，文人的地位，這才漸見提高，到東漢，史書裏才出現了《文苑傳》。
（三）以宋玉的職業來證屈原的身分。從《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裏，孫先生證明了宋玉不過是陪著君王說說笑笑，玩玩耍耍的一個“麵目佼好，服飾華麗的小夥子”，態度並不很莊重。而司馬遷明說宋玉是“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的，那麼，屈原當日和懷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
（四）《離騷》內證。孫先生發現戰國時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的姿態服飾以模擬女性為美的風氣，他舉墨子《尚賢篇》“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麵目好美者也”，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等語為證。他說，作為文學弄臣的男性，正屬於這類，而屈原即其一例。《離騷》中每以美人自擬；以芳草相比，說“昭質未虧”，說“孰求美而釋女”；又好矜誇服飾，這都代表著那一時的風氣。《離騷》據孫先生看，當作於懷王入秦以前，是這位文學弄臣，因與同列（靳尚之流）爭寵，受到讒言，使氣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見召回，以致絕望而自殺時的一封絕命書。他分析其內容，認為那裏“充滿了富有脂粉氣息的美男子的失戀淚痕”：
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
（後宮弄臣姬妾爭風吃醋。）
初既與餘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
（男女情人相責的口吻。）
餘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眷戀舊情，依依不舍。）
汨餘若將不及兮，恐年之不吾與。……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顧惜青春，惟恐色衰。）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
（旁人勸他自動回宮。他依然負氣，不肯服軟。）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自想請人疏通，恐怕也是枉然。）
曾歔欷餘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餘襟之浪浪。
（但知自傷命薄，做出一副女兒相。）
閨中既已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焉能忍與此終古！
（終以熱情難製，決定自殺。）
至於篇中所以稱述古代的聖主賢臣，孫先生以為，那是影射懷王對他寵信不終，聽信讒言，乃至和他疏遠那一連串事實的。“因為屈原和懷王有一種超乎尋常君臣的關係，”他說，“所以在《離騷》中多有曖昧不清的可作兩麵解釋的辭句。”但他確是一個“天質忠良”，“心地純正”，而且“情感濃烈”的人，不像別人，隻一意的引導著君王歡樂無度，不顧“皇輿之敗績”，他--屈原，是要讓懷王歡樂而不妨國政，以期“及前王之踵武”的。然而他究竟是一個“富有娘兒們氣息的文人”。孫先生還申斥道，“‘無能的’把事情鬧糟，即使能夠知恥的以死謝國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然於溝瀆’是‘匹夫匹婦之諒也’的嚴正批評的”。總之，他“是文人發展史上一個被時代犧牲了的人物”，（因為男色的風習，在古代中國並不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我們也不應因此就“剝奪他那《離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二
述完了孫先生的話，我們還要講講關於他如何提出這問題，和我個人如何對它發生興趣的一些小故事。本年九月間，朱佩弦先生從成都給我一封信，內附孫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題作“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從成都《中央日報》的《中央副刊》剪下的。信上說，在本年成都的“詩人節”紀念會上，孫先生提出了這問題，立時當地文藝界為之大嘩，接著就向他發動圍攻，直到最近，孫先生才開始公開抵抗，那便是這篇文章的來由。佩弦先生還說到他自己同情孫先生的意思。後來他回到昆明，我們見著便談起這事，我問他還記不記得十幾年前，我和他談到和孫先生類似的意見，他隻搖搖頭。（十幾年是一個太長的時間，我想。）這裏讓我打一個岔。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某官方出版機關一封信，約我寫一本《屈原傳》一類的小書，我婉詞謝絕了，讀者此刻可以明白我當時的苦衷吧！好了，前幾天佩弦先生又給我送來孫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這篇《屈原討論的最後申辯》的附白中，孫先生轉錄了李長之兄給他通信裏這樣一段話：“昔聞一多先生亦有類似之說，以屈原與梅蘭芳相比。”本來我看到孫先生第一篇文章時，並沒有打算對這問題參加討論，雖則心裏也曾發生過一點疑問：讓孫先生這樣一個人挨打，道義上是否說得過去呢？如今長之兄既把我的底細揭穿了，而孫先生也那樣客氣的說道“聞一多先生大作如寫成，定勝拙文遠甚”，（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樣子，假如不是我神經過敏的話。）這來，我的處境便更尷尬了，我當時想，如果再守口如瓶，豈不成了臨陣脫逃嗎？於是我便決定動筆了。
然而我雖同情孫先生，卻不打算以同盟軍的姿態出馬，我是想來冒險做個調人的。老實說，這回的事件並不那樣嚴重，衝突的發生隻由於一點誤會。孫先生以屈原為弄臣，是完全正確的指出了一樁曆史事實，不幸的是，他沒有將這事實在曆史發展過程中所代表的意義，充分的予以說明，這，便是誤會之所由發生吧！我以為，事實誠然有些討厭，然而不先把意義問個水落石出，便一窠蜂的擁上來要搗毀事實，以圖泄憤，這是文藝界朋友們太性急點，至於這時不趕緊宣布意義，讓意義去保護事實，卻隻顧在事實的圈子裏招架，也不能不說是孫先生的失策。其實事實討厭，意義不一定討厭。話說穿了，屈原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惟不能被剝奪，說不定更要穩固，到那時，我相信我們的文藝界還要歡迎孫先生所指出的事實，豈隻不拒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