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正在津浦鐵路上疾馳。
在中華民國進入第二年之際，能坐得起這趟列車的人，實在不多。這趟列車是當時交通總長吳毓麟花重金從美國訂購而來，車廂為全鋼打造，外麵漆著藍漆，俗稱“藍鋼皮”——在當時的整個遠東地區，這樣的列車隻有一列。
“藍鋼皮”分一、二、三等車廂，一等車廂由一間間的軟臥構成。能買得起一等車廂車票的，多半是外國人，當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錢的中國生意人。
那一晚“藍鋼皮”的一等車廂裏，有美國總務司安迪生的代表鮑育、法國公使館參讚茹安等外國政要人士，他們是來參加中國關稅會議的。
而另一群外國人，如《中國遠東金融商業報》記者亨萊，《大陸報》記者李白斯，還有美國《密蘇裏新聞報》駐遠東記者鮑威爾等新聞界人士，這些記者是為了到山東境內采訪而來。
《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編約翰·本傑明·鮑威爾，在中國已經呆了8年，很自然獲得了一個稱號——“中國通”。作為一位媒體界人士，鮑威爾一直保持著一個良好的習慣——到哪裏都喜歡記上一筆。也正是得益於他的這個習慣，我們後人完整知道了之後發生的所有故事。
那一夜，鮑威爾在一等車廂裏和同屋的法國人貝呂比閑聊。他告訴法國人，火車現在剛剛進入山東境內，目前處於三省交界處，是土匪的“天堂”。
“我們現在正處在土匪窩裏呢!”貝呂比打趣的說道。
在一陣哈哈大笑之後，鮑威爾和貝呂比洗漱完畢，在淩晨2點左右，昏昏睡去。
淩晨2點50分左右，伴隨著一陣尖銳的金屬摩擦聲，整列車發生了劇烈的震動和顛簸，鮑威爾從夢中驚醒，下意識掏出了手槍。
一群中國人端著槍闖進了一等車廂，一個羅馬尼亞人抄起手邊的茶壺扔向了對方，換來的是幾聲槍響——他被當場擊斃。
鮑威爾立刻選擇交出手槍。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在遇劫的外國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這位小姐名叫露茜·奧爾達裏奇，是美國石油大王家族成員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後來她曾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國土匪的“洋票”》(A?Week?End?With?Chinese?Bandits)。
“洋票”，就是是外國人質的意思。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人質，被稱為“本票”。
在遇劫之後，車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隊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車票——那張小小的車票，此時成了衡量他們身價的唯一憑證：
三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兩千塊大洋的贖金;
二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一萬塊大洋的贖金;
頭等車廂的客人，每人值三萬塊大洋的贖金。
車票丟了怎麼辦?沒關係，就按頭等車廂贖金計算。
至於洋人，不分幾等車廂，統一價格，一人5萬塊大洋。
人質們在鐵道邊待了半個多小時後，土匪們完成了車廂的洗劫工作。土匪頭目下令：“上山！”
這是一夥自稱“山東建國自治軍”的土匪武裝，
1918年，孫美瑤和其族叔、兄弟等聯絡地方武裝和各路“竿子”，築寨於山東嶧縣抱犢崮。蘇、魯、豫、皖四省數十縣的饑民，相遇雲集，不期而聚者達七八千人。孫美瑤等正式組成“山東建國自治軍”，由孫美瑤任總司令。
“藍鋼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第一時間做出強烈反應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國政府。
在詢問人質的過程中，孫美瑤得知鮑威爾是記者後，讓他給各國大使館，及報社寫信。信的大概內容是告知各國政府，他們的公民被綁架了，要拿贖金換人。而鮑威爾答應寫的條件，就是先要將被綁乘客中的婦女和兒童全部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