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的旁支----成立不久的遠東共和國因毗鄰東北，也同樣處在日本的時刻威脅和經濟控製之下，因此對開展中俄邊境貿易情有獨鍾。由於北洋政府中央一直以先解決交還庫（倫）、恰（克圖）問題，再行開議中俄關係之會議，因此其遠東代表優林來北京無果，旋到奉天和張作霖商量。這件事在正史上由於優林提出的5個條件都為中央及地方所不能接受而罷。
作為有遠見的政治家，張漢卿極力促成東三省和遠東共和國----蘇俄的和平。所以當優林來奉天後，隻比正史多會見了一個人，但卻得到了多米諾骨效應。這個人即是張漢卿。
優林仍然固執地提出5個看起來不能接受的條件：《中俄蒙條約》依然有效；俄國派兵500名長駐庫倫（注：即今之烏蘭巴托）；與獨立有關的蒙古人概不追究；中國賠償俄國出兵庫倫的兵費600萬；中東鐵路由兩國派兵共同保護。
看來蘇俄的經濟確實受到了影響，以至於其在極為艱苦的情況下仍然不忘可以帶來豐厚利益的中東路，但是繼續分裂蒙古的企圖竟然仍不死心，渾不在乎其自己尚處在三麵包圍之中。有時張漢卿也想，這就是老毛子野心不與別人相同的地方。一個字“狠！”
可是張漢卿是整個中國第一個也可能是唯一的“知蘇”派。他的“知”不但了解其政權從誕生到滅亡整個的來龍去脈，還無比清楚地知道此時蘇聯麵臨著巨大的政治經濟危機。
成立不久的蘇維埃政權，其對手有不甘心退出曆史舞台的白匪軍和不能容忍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的由英法美日意比等國家聯合組成的外國幹涉軍的威脅，在政治軍事上內外交困。能否最後戰而勝之，當時誰也沒有充分把握；在經濟上，蘇聯也到了幾乎山窮水盡的地步，幾乎人心盡喪。
在1918年至1921年的俄國內戰時期，列寧為最大限度的保障蘇俄政權得到充分的物資供應，同時也嚐試直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向全國各地發出電報：“沒有糧食。紅色首都因饑荒而處於滅亡的邊緣……我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義，要求你們毫不遲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於是在1918年6月，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通過了實施“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該政策主要包括：強製征收農民除維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糧食（即餘糧收集製），國有化所有大中企業，國家壟斷所有外貿活動，禁止商品交易並實行計劃配給製，對工人采用嚴格的管理製度，罷工者即行槍決等。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很快就導致了經濟崩潰，到1921年，俄國的重工業產量隻有一戰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的75%的人口，而莫斯科的人口也減少了50%。而餘糧收集製也嚴重打擊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成為日後饑荒的主要原因。
已經自身難保遊離在崩潰邊緣的蘇俄以現在這樣一種狀態，還在色厲內荏地向中國索要最後的好處，可見當時的中國在列強心中的地位！但是張漢卿顧不上憤慨，落後就要挨打，這是曆史的事實。要擺脫這種困境，隻有中國強大起來。而依目前中國現狀，其主要任務，是如何盡快讓奉係盡快強大起來才是真的。
對蘇俄政府的代表，張漢卿根本不用虛與委蛇，他直截了當地指出：“蘇俄既然表達了放棄所有侵略領土和不平等條約的願望，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