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之際，張作霖政府在5月份召開一場會議，全麵啟動東三省第一個經濟發展三年計劃，張漢卿所構思的東北全麵建設轟轟烈烈展開。這時候，土改的成效尚未及直接轉化為政府的財政收入，張漢卿對蘇俄的努力改變了財政緊迫的局麵。
要知道《辛醜條約》第六款議定，清政府賠償俄、德、法、英、美、日、意、奧八國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國”的軍費、損失費4億5千萬兩白銀，賠款的期限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計為9億8千萬兩，是為“庚子賠款”。各國的分配率以俄國最多，計28。97％。因俄國以出兵滿洲，需費最多，故所得額最大，為1億3037多萬兩。清政府以關稅收入僅能抵償舊借外債，為籌還賠款計，將年額2121萬餘兩攤派各省﹑關，從而引起田賦﹑丁漕﹑糧捐﹑契稅﹑當稅﹑鹽斤加價﹑關稅﹑厘金﹑統稅和各種苛捐雜稅的不斷增加。據此，俄國控製了東三省的全部海關，隻是在“日俄戰爭”後，才丟失了大連、丹東兩個重要海港。長春為日俄勢力分水嶺，哈爾濱為俄國勢力範圍。各地的關稅定義權及海關行政管理權均不在東北聯省自治政府手中。所以張作霖雖在初期掌握奉省軍政，但財政上卻處處掣肘，受製於人。最簡單的例子，連當初與馮德麟爭奪奉天領導權時都需要向日本舉債500萬元才獲得勝利。
遠在蘇聯“十月革命”之初，張漢卿便立壓眾議，率先勸說張作霖以東三省巡閱使的名義通過了對蘇俄政府的承認。如此天賜良機，不乘此時拿回些好處，枉來人世一場。在史上，這個機會算是白白浪費了----奉軍的實力當時也沒到這個地步，奉軍內部也沒有像張漢卿這樣洞燭機先的“智囊”。真實的張學良倒是在1929年的時候“振作”了一把，搞了個“中東路事件”，要恢複對北滿鐵路的占有權。不料已經恢複元氣的蘇聯把他打了個灰頭灰臉，從此奉俄形成漠路，也徹底斷絕了九﹒一八出事時蘇俄可能的救助機會。
機會有時隻是一刹那。
處在白匪及眾多外國幹涉勢力威脅的新生蘇俄政府，對這一雪中送炭之舉，很快示以回報：蘇俄政府宣布同意並支持東北自治政府和遠東共和國的和平協議，並確定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主要是在東北部分)，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並與在東北聯省自治政府的交涉後，以漸漸放棄沙俄時代對北滿鐵路的控製權轉為中蘇共管，主權在華。而所有這些的交換條件的目的最終隻有一個：促使北洋政府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
同張漢卿的分析，這絕不是蘇俄好心：1917年蘇俄布爾什維克黨建立的蘇維埃政府，在列寧的建議下，在1918年3月6日與德簽訂《布雷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這個條約雖然是俄德雙方簽定的，卻大大激怒了蘇聯國內和國外各種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勢力，原因是這個條約讓俄國割讓了俄國西部大量麵積。而列寧判斷德國不久後即將失敗，所割讓的土地失敗的德國是無法保有的，最終仍然會落入蘇維埃政府之手，此舉仍然引起反對派的不滿；另一方麵，東方戰績因此條約而轉為和平，垂死的德國因此避免了繼續兩線作戰的幹擾，能夠使原本即將結束的戰爭又延遲一段時間；此外，對社會主義的恐懼也是造成後來列強幹涉的重要原因之一。
蘇俄國內戰爭正酣，紅色政權能否守住尚自顧不暇，且遠東又有日本虎視眈眈，自然樂得做人情。
然而無論如何，在張漢卿的影響下，在近代中國，東北是第一個能夠部分收回其關稅自主權利的地方，這讓張作霖在國內威望大增。也依托得自關稅取得的收入，東北聯省自治政府安然化解過了最困難的第一年的財政赤字及還債危機。過了這個坎，從此之後，隨著國庫的逐漸充盈，還款就要一年比一年容易了。
正史載：奉天省是東三省中開發最早、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省。全東北四分之三的工業都集中在奉天。奉天的礦藏也很豐富，如：鞍山的鐵礦、撫順的煤礦等。奉軍的大部分軍力也都布署在奉天。奉天（沈陽）是滿清入關前的帝都，也是“9﹒18事變”前東北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奉天兵工廠是當時全國最大的兵工廠，不僅能夠生產步槍、輕重機槍，還能生產迫擊炮、大炮，以及相應彈藥。
吉林省當時沒有什麼工業。
黑龍江省是東三省中最北邊的一個省，當時地廣人稀，省會在齊齊哈爾。主要城市哈爾濱原來隻是鬆花江邊的一個小村子。1898年俄國人為修建中東鐵路，將哈爾濱迅速擴建成一個較大規模的城鎮。1903年2月，中東鐵路全線竣工通車，負責鐵路管理和運營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就設在哈爾濱。所以，哈爾濱是一個帶有濃鬱俄式風格的城市。時至今日，秋林百貨公司的大列巴、哈爾濱紅腸，中央大街的俄式建築，宏偉的索非亞大教堂，仍能使人想起哈爾濱昔日的俄羅斯風情。解放後，以五十年代開發北大荒和六十年代開發大慶油田為標誌，黑龍江才逐漸成為東三省中經濟比較發達的一個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