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卿改革東北的思想，無一不讓張作霖的幕僚們所感歎。這些新奇的想法，卻又是如此清晰如此可行如此有力。無論是以吳俊升、萬福麟、張作相、許蘭洲為首的舊派，還是以郭鬆齡、薑登選、李景林等為首的新派，還是以兩朝老臣孫烈臣、於珍、汲金純等為首的實力派，在看到了新軍改帶來的事實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變化，且又是“少帥”親自促成，自然衷心擁護。而在軍政分離、軍警分離後，軍官們已經沒有了通過搶地盤和搜刮民財帶來實力上的可能，唯一能夠給自己帶來機會的便是帶好手中的兵和戰功，對張漢卿這些能夠提升軍隊管理水平及戰鬥力的作法也不持多大異議。
其實奉軍就是張作霖的私有財產，他再怎麼折騰也不會有多少人反對，這是那年代軍閥的通病。而對張漢卿來說，繁忙的工作也沒有精力去應付可能多的反對，這樣的局麵最好。
在張漢卿的周圍，漸漸地聚攏了一批民國時期頗有能力的人物。
像熟悉財政的莫德惠、潘複（張漢卿高級顧問）、劉尚清，教育界的張國忱、王卓然（後張漢卿的外交秘書顧問），鐵路交通的專家呂榮寰、王乃斌，和司法界的吳家象等等文職官員。
在張漢卿任奉軍副總參謀長任上，結識和提拔了大批少壯派軍官，由他一手籌辦的修補軍校中的絕大一批人後來都成了奉軍的骨幹。
在廣州被迫去職的護法政府大元帥的孫中山先生聽說了張漢卿的建黨宣言，連說了三個“好”字，他興奮對身邊的夫人宋慶齡說：“我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改組國民黨的希望，中國強大的機會，種種念想和困擾，在看到張漢卿的建黨宣言時，霍然開朗了。我就像黑夜裏在海浪裏奔波尋求靠岸的航船，看見了岸邊的一盞明亮的燈塔。”他甚至急不可待地致電張漢卿，“文欲北上聆聽救國救民的道理。”一時張漢卿名聲大振。
經濟上的好轉並不一定會帶來軍事上的進步，如曆史上的遼與北宋、金與南宋。
奉軍擔任高官的人，不是北洋的老官僚，就是和張作霖一起占山為王的老土匪。這些人，大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缺少能獨當一麵的大將之才，也罕有幾個人有大局觀，因此一時還無法完成對奉軍上層的新老交替。客觀地講，此時奉軍的戰鬥力在各路軍閥中，不能算強。隻能排在後來蔣介石的中央軍、兩廣部隊、馮玉祥西北軍之後。這與奉軍是土匪出身有很大關係。
張漢卿熟知曆史，深知這段時間其實是中國近代走向末路的重要原因：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以及後來的北伐、中原大戰，耗盡了中國殘存的一點實力。曆史上中原大戰甫過，尚未喘息，九﹒一八事變，又輕鬆將當時全中國工業最好的東北占了去。（作者按：正史載，20年代末東北工業化水平已超過長江流域，張氏父子的新政使東北的民族工商業成為日本滿\/鐵附屬地經濟的威脅，這成為9。18事變的經濟誘因。1931年滿洲----即東三省城市化水平為11。5%，1942年達到23。8%，而全中國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才達到18。96%，經過約15年的建設----主要是東北的工業底子及資源，滿洲於1945年在工業規模上超過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工業體。隻是日本戰敗後蘇軍將東北搶掠一空，----蘇軍把東北的工廠、礦山、電站等物資絕大多數拆運回國，9月起7個月裏火車日夜不停。作者按：即使如此，東北依然是新中國“工業的搖籃”！----摘錄至曲曉範先生的《近代東北城市的曆史變遷》）
就連大名鼎鼎、策劃了“滿洲事變”(日本人對“九﹒一八事變”的稱呼)、建立了滿洲國、拉開了“十五年戰爭”序幕的石原莞爾自己都一再強調：“如果進入戰爭狀態，就一定是長期持久戰。懲罰中國，數月間國民黨政權就會崩潰，所以隻需要短期決戰，這是極大的錯誤。一直到明治維新為止，中國作為亞洲的先進國家而令人感到害怕，日本人則從甲午戰爭戰勝了中國以後，就認為中國是一個老衰的國家而看不起它。中國有自古以來的高度文明，而物質生活又極為原始，各個地方有高度的自給自足的可能，這些都成為對持久戰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如果開戰，有可能逼迫中國進行決戰，但是會不會變成持久戰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意圖。”因而力主以滿洲為基地的關東大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