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元對夏壽康入鄂大為不滿，27日向北京發電稱病請假，暗中發動倒夏，夏壽康手無寸鐵，久不敢移入武昌。因此犯鄂人眾怒，極力要求驅逐王占元。
年初王占元在消滅了因川軍壓迫，自夔巫退駐鄂西藍天蔚、黎天才、吳醒漢等部後被晉授“壯威上將軍”名號。3月1日，湖北督軍王占元召川滇黔桂湘贛等省代表會議，訂立“聯防條約”，時傳為七省聯盟，他在任時橫征暴斂，克扣軍餉，湖北連續發生兵變，湖北“倒王運動”迅猛高漲。
4月23日應邀北上參加由國務總理靳雲鵬在天津主導的曹錕、張作霖的“四巨頭會議”，4月27日參與通電反對廣州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5月4日會議結束，商改組內閣、分配地盤及財政等事，確定長江流域及川滇黔湘歸王占元，王占元在會上吹噓“湘川黔滇不日北附”。
此時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本來，自1921年初起，在全國就湧起一股“窮”的浪潮。軍費積欠達八九個月之久，各省軍閥紛紛電催軍餉。由於不能按時發餉，兵變時有發生，變兵燒殺搶掠。各省軍閥因催款無著，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國稅，甚至扣留京漢路款，濫發省庫券，擅辦地方公債券等。
隻有奉係所占省份，因為工農業發展順利、國內外貿易旺盛、經濟繁榮，所以軍人的收入處於各路軍閥中是最好的：不但有津貼，退伍後還有退伍費，受傷犧牲有撫恤金，家屬還額外有當地政府給予照顧，軍人家庭另可以無償獲得與當地民眾分配一致的土地。而且據說奉軍中提倡官兵一致、又積極教軍人讀書識字，因此軍人的社會地位大增，軍人也對部隊產生歸屬感和榮譽感。加之受過良好教育的一批又一批的奉天軍校畢業生加入軍隊，將好的培訓及製度帶到部隊，使奉軍戰鬥力與正史上不可同日而語。
奉軍之所以有錢，與東三省的經濟實力有巨幅提高息息相關。民國初期中央財政主要靠國稅，張作霖在東北自治時已霸占了全部國餉的分配。在“東北新政”時由於財政吃緊，張漢卿便將稅收做了如下分配：東三省工業因均被算為地方政府發展投入，劃為一個個壟斷的工業實體----行業協會，所得不繳中央國庫，而歸在“東北聯省自治政府財經委員會”轄下統籌分配。主要的農業稅上，為休生養息，全部稅收隻占土地總產值的30%，以自治政府需要還掉“買” 地（其實差不多是強買，不過好歹還返還利息）的支出款項，強從全部稅收中取出一半，美其名日“發展稅”。因為要普及義務教育，所以要預留占10%的教育稅，還有為農業再發展的15%的農業提留稅，以及戶口稅5%，再將剩下的15%以國家、地方6：4的比例分割。1920年底東北三省的農業稅收總數為3。96億元，中央政府隻取得9%的稅收，僅拿到了3560萬元，作為東北三省上繳的國稅。
即使是這些，東三省所交稅款已占當年全國稅收收入的近40%。所以張作霖轄下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不但是北京政權的武力支柱，還是強大的經濟後台。
加上工業回報，張作霖手中的財政收入在年末達到驚人的5。3億元，按照同期銀元對日元比例為9：7來算，約為同期日本的一半，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6倍，遠超史上同期。而且隨著工業產值的銳增，這一數字還在飛速變化著。怪不得正史上滿洲國（日本人在東北淪陷後所建立的傀儡國家）就在1945年，工業規模超過日本本土，亞洲第一！這還沒算上運往日本及作為軍事損耗的大部分財產。